“得……还上那家儿修理去得了，倒是熟了。”苦笑着，我看着手机屏幕里头的水雾和气泡，然后，在想到那家店，想到白天我和我爸去买手机的经过时，我突然笑不出来了。
啊……我没记错，当时，那家店里放的歌儿，就是那首《未了情》啊……
“日有所思……还真就夜有所梦了嘿。”我放任视线漫无目的在天花板上游走，脑子却开始跟着那首歌后头的词句越想越远。
“早知春梦终成空，莫如当初不相逢。恨重重怨重重，人间最苦是情种，一步步追不回那离人影，一声声诉不尽未了情……”后头的词儿是这样的，我记得。
其实，怎么说呢？我也算是有进步了吧，至少这次的梦里梦外，梦中时梦醒后，我都没哭。
我确实没哭……
叹息伴随着自嘲的笑声吐出，想来也真是讽刺啊，即便是在梦里，我都不曾唱一首自己写的歌儿出来。可能就真的如同嚼子所说的，人呐，老是觉得别人的话比自己的经典，大文豪，写了多少书，你问他最喜欢哪句话，他告诉你的兴许还得是别人文章里的词儿。人有时候就是如此，需要的是一种感同身受，是一种心有灵犀，是一种自己的潜在想法让别人用大白话说出来反而会更动情的怪异感觉。
现在想想，可能真的是这样吧……就像曾有那么一回，在嚼子后来被川儿冷清了三年的某一天里，我跟他上酒吧闲聊，他听着酒吧里放的《我的情歌》，大放厥词说什么这歌儿听着都让人想死，什么叫“总觉得等待不能太长”啊？什么叫“分手也许是体谅”啊？这他妈都什么词儿啊这？
我讽刺他，说他一在感情上遇到挫折，就觉得天底下的苦情歌都是给自己写的。他倒是没否定，只是说，这歌儿也忒苦了，苦大法了，不符合他的性格。
我说，那你想听高高兴兴分手的歌儿啊？有嘛？反正我没听过。
他来劲了，说怎么没有啊，绝对有！就算没高高兴兴的，也有痛痛快快的吧？就那个，就那什么……啊对了，就《话说从头》，高明骏的，那不就挺痛快的嘛！“当爱走过，何妨痛痛快快把泪当酒”，你听听人家这词儿写的！哎！我说，你们这儿有高明骏的歌儿没有？
嚼子是冲着酒吧服务员这么嚷嚷的，他喝多了。
服务员倒还算配合，找了半天，然后告诉我们说，《话说从头》没有，就有《我不哭》，先生您听嘛？
嚼子把脑袋摇晃的好像拨浪鼓，他说他哪儿是“不哭”啊，他都快哭死了。不成，死也不能听，听了就非死不可了。
我没搭理他，但我很庆幸他拒绝了，因为我曾一度觉得那首歌里诸如“就这样结束，好过谁被谁辜负”这样的词句，更像是给我写的似的，虽然嚼子和川儿闹分裂的时候，我正在一步步跟林强磨合着，试探着，再续前缘。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天下事如此，天下人，亦如此。
陪着嚼子在酒吧抽风，是2002年的事儿了，距离现在已经遥远，而在更遥远的1999年年初，我尚不知自己此生还能有“分久必合”的机会，以及可能。
世事难料，本来嘛，我又不是默罕默德，我又不是先知，不是菩萨佛爷玉皇大帝，我就是一凡人，凡夫俗子，深陷凡尘俗世中，天道无常，世道莫测，你让我怎么料？你让我怎么料得到……
我料不到啊。
第二天，我在从嚼子那儿拿了曲子之后，就直奔那家手机店去了。
接待我的，是田惠。
我把手机拿给她看，告诉她进水的过程，让她看显示屏里头的水泡时，她有点惊讶，也有点想笑，但还是忍住了。
“有救嘛？”我问。
“啊，我问问维修师傅，您稍等。”她说。
我耐心等，等她问完，等她跟我说，我的手机还有修理好的可能。
“没死透是吧，那就行了。”点了点头，我看着她在维修卡上填写好相关信息，看着她写完最后一项之后，把那张粉色的薄薄的纸递给我。
“您拿着这个，上头是我的电话，您的号码我已经记下来了，什么时候修好，我就告诉您，您要是有事儿，也可以跟我说。”
“嗯。”接过纸片的时候，我用极短的时间试图从那张化着淡妆的脸上找到些就在前一天刚见过的悲哀，但是……我失败了。
女子，莫非总是可以比男人更善于转变情绪，或是从悲痛中振作起来么？
“您还有别的事儿嘛？”她带着淡淡的微笑问我。
“啊，没了。”我摇头，然后突然控制不住开了口，“那个，你，也没事儿了吧？”
我感觉，她必定是明白我话里的意思了，因为迟愣了几秒钟之后，她微微红了脸颊。
“嗯，我挺好的。”她略低下头去，声音很轻很轻的回应我。
我小时候，有一首不能听的歌，那是一首印尼民歌，叫《宝贝》。
据我所知在四五十年代曾经有人唱红过这首歌，但“史无前例”的那些年里，它被禁了，被说成黄色软歌，是靡靡之音。
但我妈就是在那些年给我唱的这首歌，没有父亲陪伴的许多个夜里，她就小心的抱着我，哄着我睡，给我唱她会唱的所有摇篮曲。
但惟独这一首，我听的时候会哭，会再也无法入睡。
“宝贝，你爸爸正在过着那动荡的生活，他参加游击队打击敌人啊，我的宝贝，他参加游击队打击敌人啊，我的宝贝……”
每次都是听到这儿，我就会红着眼眶，揪着我妈衣角，问他我爸爸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不再参加游击队，不再过着动荡的生活，即使那个年纪里，我连游击队是什么都还不知道，连何谓动荡，都尚且不懂得。
我妈在我那么问时，从来没有马上回答过，她就只是停顿一下，接着唱后面的歌词，“宝贝，让我们一起等待他胜利的消息，他一定会平安回来啊，我的宝贝，他一定会平安回来啊，我的宝贝……”
我妈这么唱完，然后悄悄凑到我耳边，跟我说，宝贝儿，你别自己唱这首歌儿啊，别人不让唱，你唱了，你爸就再也回不来了。
就因为这样的，对小孩子而言最有效的恐吓，我一直到都已经快淡忘了这首歌的年纪，仍旧不敢轻易哼唱歌里的只言片语。
然后，时间过了二十来年，我从初入“奔三”的门槛儿，到终于光荣的实现了那个“三”，再回想过往，那首歌，仍旧是我心底最凄惨的，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
有些歌啊，确实太惨，让人不敢唱，不敢听。
可为什么我却很擅长在我们的歌里营造出更凄凉的气氛来呢？
嚼子那时最新给我的曲子，我在尝试填词的时候，发现了其中一首是川儿写的。最初，那旋律给我的感觉只是忧伤，只是婉转，尚且到不了惨的境界，可在我完成了那鬼使神差的填词工作之后，在我拿给川儿和嚼子以及六哥看我的成果之时，我就记得嚼子嘴角抽动了两下，然后说：“你这也忒煽了，好么……比新白娘子传奇还悲美凄凉。我说九儿，咱能不能少写爱情故事多歌颂伟大时代啊，啊？”
我鄙视他：“那你下回开大场的时候唱《春天的故事》吧！”
嚼子斜楞我，然后嗤之以鼻。
但是，川儿不觉得我歌词写得太让人崩溃，他说：“挺好的，这个可以放在刺激的歌后头，刚柔并济吧，下回开大场咱就这么干。”
我挺高兴，不得不承认我是个可悲的亟待虚荣般被认可的人，但我的高兴劲儿没持续多久，因为川儿紧跟着又说：“对了，昨儿个公司跟我商量，说要是可行，希望咱们今年上半年先忙点儿不劳神的，然后，从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开个全国巡回。”
我当时就愣了。
那可以说是叫做狂喜的吧，但我的狂喜不到十秒钟就卡了壳。
“一共多少站呐。”我问，“有上海吗？”
“……怎么着都得有上海吧。”川儿迟疑的看着我，“北京、上海、成都、广州什么的……这几站怎么着都得有吧。”
“哦。”我笑着哼了一声，“要是有上海，我可不去啊，你们仨谁愿意去谁去。”
川儿下意识的看了一眼不解的六哥，终于还是没说出话来，但嚼子没放过我。
“还反了你了！”他捅了我肋叉子一下儿，把话说得阴阳怪气，“怎么这么分不清个人利益跟集体利益之间孰轻孰重啊，现在全国一盘棋，你这叫制造人民内部矛盾，阻碍四化进程，罪过儿大了你知道嘛！哦，你说不去就不去，你凭哪条儿啊？哎我说你小子是跟上海有仇，还是跟上海人民有仇啊？”
我听他唠叨完，给了他一个慢吞吞的、温柔的白眼。
“我是跟明明就是一北京老土儿，还赖在上海装人介那儿原住民的人有仇。”轻描淡写的说完，我在所有人有所反应之前就站起了身，拢了一把几年前剪短了之后，这段时间总算稍微长长了些的头发，然后叹了口气，“得，我说着玩儿呢，真的。去吧，干吗不去啊，就冲上海好歹收留过嚼子一阵儿，我也得过去瞧一眼呐。”
终于感觉到气氛缓和了的人跳起来了。
“什么叫收留啊？！老子我是正儿八经考过去的！你知道复旦多少名人呢嘛，啊？你知道多少知名人士都是跟那儿毕业的嘛？！”
“不知道。”我没有表情，“我就认识一半道儿退学的。”
嚼子崩了。
于是气氛便不只是缓和，而是彻底闹腾起来了。
我时常觉得，有嚼子这么个闹心的玩意儿存在，也真是一件大好事儿啊……
两天之后，我接了个电话，是手机店打来的。说是我那个不留神泡了澡的物件儿，已经修好了。
给我打电话的正是田惠。
礼节性的问好之后，她略微有那么点不好意思的问我，可不可以把见面地点定在城乡华懋旁边儿的那个咖啡屋。
“啊，无所谓。”虽说有疑团，可我没有拒绝。
然后，我去了那个约好的地方，见了这个约好的人。她把手机小心交给我，说您看看吧，里头换了两个部件，屏幕也换了，电池还没事儿，能接着用。
“哦，成，谢谢啊。”我接过手机，看了看已经开了机的屏幕上“请插入sim卡”的提示文字，又关掉手机之后，我本想礼貌一点问问她到底为什么约在这儿见面，却没想到被对方先开了口。
“那个……景先生。”那姑娘脸红了，她低着头，清了下嗓子，然后终于下了决心似的递给我一个还算精致的硬皮本儿，“其实叫您上这儿来，是想麻烦您个事儿。”
我接过本子，带着疑问翻开，然后，我感觉我的疑惑更大了。
那是个“桥”的剪贴本。
报纸上杂志上的各种消息，大的，小的，轻的，重的，按年份，按报纸类别，一条条，一页页，有的一则报导就占了整页空间，有的则在报导旁边还写了密密麻麻的感想一类的话。
说实话，这样的本子我并不是第一次见到，以前也有过歌迷把剪贴本给我们寄来看的事儿发生，至于千纸鹤什么的也已经不再看着新鲜，要说这个本子唯一让我不明白的……
就是为什么上头的字可以难看成这样。
我抬头瞧着对面清清秀秀的女子，有点尴尬的笑了一声。
“哦……对了，这不是我的。”她显然聪明得很，可以立刻明白我的质疑，“这是我们店里一个小伙子的，他说上回您和您父亲来买手机，他就觉得您是那个……”
“‘桥’。”我已经有些恍然了。
“对，就是这个乐队的。不好意思，我不大懂摇滚。”那张清秀的脸上浮起淡淡的潮红来了，“上回他没好意思问您，然后，他说这回无论如何，也得等您取手机来的时候，让您在这上给他签个名儿。”
“行，我明白了。”我吁了口气，“那他怎么自己不给我啊？”
“他怕要是让您在店里给签名，让老板知道说他。而且他是刚来没多少天的，我们那儿新员工上班时间不让随便出来。”
“嗯。那你呢？”点了点头，我接过从她手里递过来的签字笔，拔开笔帽的时候，我不经意的问。
“我不是值班经理嘛。”又是那个腼腆的笑，“多少有点儿……”
“小特权。”翻到空白的一页，我边淡淡回应般的笑，边还算挺认真的签了个名。
“就算是吧。”我听着她的声音，合上本子，再度抬起头来的时候，正对上她有点拘谨但是相当恬静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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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田惠，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从一个代替别人要签名的机会开始，开始了后头所有的种种。
其实回想起来都觉得不现实，可我那天确实是没有在给了她那个签名之后立刻离开，我跟她聊了一会儿。
确实只是一会儿，但又好像过了很长时间。
聊天最初是很客套很没内容的，问她做了多久这个工作，问她是不是挺辛苦，问她从哪儿毕业的等等。而到了后来，交谈的内容就复杂了，如果我没记错，似乎是从我问她是不是北京人，父母都好不好开始的。
问到这儿时，她迟疑了片刻，随后轻轻摇了下头，跟着是一个无奈的浅笑。
她说，她没有父母。
她是跟着姑姑长大的。
说实话我有点惊讶，但又总觉得似乎还是在情理之中，而在之后的相处里，这种她是个让经历造就成这种安静性格的判断就愈加肯定起来。
该怎么说呢，田惠是个多少有些可怜的女人，好像上天在很长一个时间段里对他格外的“眷顾”，那是一种破坏性的“眷顾”。
她是家里的二女儿，上头有个大哥，兄妹俩年龄相差很大，田惠出生那年，她大哥已经是快要初中毕业的年纪了。她的父母一直想要个女儿，只是，对于他们来说，甚至对于这个孩子本身来说，出生在那个年代，并不是一件幸事。
她的父母，都是文化人，我爸那种文化人，也就是所谓的“高知”。她后来告诉我说，就在一九七三年，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落实下来之前，他的父母，这对从文革进入到狂热阶段开始就一直受迫害的“高知”夫妻，在某个安静到显得死寂的夜晚，双双吞了过量的安眠药。
就像那个时候很多知识分子的下场一样，死，是他们最悲怆的抉择，与结局。
并不能说选择了死亡的人懦弱，那个时代，有骨气的人，为了信仰而死，没胆量的人，为了解脱而死。但无论如何，死，都给每个选择了它的人开了一扇足够宽敞的门，走过去了，就是一了百了的释然。
人都说知识分子心眼儿窄，容不得人说一个“不”字儿。于是在满都是“不”的年月，有的人敷衍趋势去了，有的人慷慨赴死去了，有的人像牲口像草芥一样的活下来、熬过来，也许能东山再起，也许，就像我爸那样，成了个宁可平淡隐居在闹市间过着不为人知的日子的凡人。
学者的光环，他自己摘下去了，我想，他是再也不想戴，再也戴不起了。
田惠的父母，用死亡作为坚守着那光环的最终方式与宣言。
那之后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关于要对部分知识分子网开一面的指示下来了，他父母没有赶上，没能等到。
于是，她和她哥哥进了姑姑的家门槛，于是，那个原本就清贫的家庭又多了两张饥饿的嘴。那年，田惠刚刚学会走路。
“我还不怎么会叫‘爸’‘妈’，就要重新学着叫‘姑姑’‘姑父’了。”她说到这儿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哀伤，她说那也许是因为自己几乎对父母没有来得及存下些什么印象和记忆，我想，那只是个不想让自己过于哀怜自己的借口。
不过，打击还远没有结束。
文革在三年之后偃旗息鼓，画了句号，又是三年之后，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那年，他大哥田缨上了战场。跟着他最崇拜的许世友将军的队伍，上了老山前线。蜷缩在猫耳洞里，用血肉之躯守着那方寸之地。
我想现在的孩子听说过猫耳洞的怕是已经少之又少了吧，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猫耳洞并不是陌生的名词。我不记得我少年时听过多少老山英雄的事迹，也没想到在时间已经走到无所谓有没有英雄存在的二十世纪末，会再接触到老山英雄这个名词。
那是个无名英雄。
田惠说，她记得的，关于大哥的最后印象，是那张年轻的脸在告诉家人自己即将跟着“和尚”将军上战场时的亢奋，“军人生来为战胜”，他是这么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