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还记得亨利怎样斥责了她，又逐渐接受了她的提议。在亨利近乎绝望的目光中，也许她是故意的，故意惩罚他不肯表露的爱，只身进入了敌营。
一天后，她带着情报回来，指挥官表扬她可不是个接线员那么简单，完全可以成为一名情报人员，亨利在勉强的苦笑中附和说南希本来就是赫克谢尔家最聪明的孩子，然后拉着她来到后方，颤抖地揭开她的衣领口子，好似想要探查她的脖颈上的红痕究竟为何。
她只觉得好笑，告诉亨利，说有些东西，对于女人来说，不上床是弄不来的。
亨利的手僵住，南希顺势拥抱了他，说，是你先不要我的，
后来她想，亨利也许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恨她的。
而这恨的加剧，来自于1945年4月，在美军解放达豪集中营后，亨利便得知兄长早在进入集中营一年后便被折磨致死，自己所做的一切全乎枉然。这时，已经是一名情报人员的南希从柏林地区赶来达豪市，再次来到了他身边。
南希想，自己赢了。亨利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了。
她一错再错，故意在受伤的亨利面前和别的男人调情，欣赏她的兄长濒临崩溃的边缘。她知道离自己的目的近了，某天，当她在庆功宴上和一个男人接吻时，她的胳膊被扯住，人们都以为是哥哥再也不忍看妹妹在外胡闹，却不想妹妹被带回公寓，兄妹两人近乎仇恨般地纠缠在一起。
亨利碎掉的理智，是那么美，南希抱着他，说爱他。他若跌落，只能跌落到自己的怀里。
也许在他们的一生中，战后的那四个月是最美妙的日子，亨利尽管顾虑重重，但还是依南希所愿生活在了一起。可四个月后，命定的惩罚悄然而至，南希发现自己的例假在两个月不造访后，惊恐地意识到了怀孕的事实。
不应该留着这个孩子的，也许两人还有挽回的机会。可若说有什么是注定的惩罚，注定让执迷不悟的女人得以回头，那么就是孩子。在怀孕的十个月里，南希对外称这是一夜情的后果，对内则和亨利两人幸福而又胆战心惊地迎接这个孩子。
对于亨利来说，这是他失去了所有亲人之后将要迎接的第一个亲人。也许是南希如恶魔般在他耳边的龃龉起到了效果，他竟忘记了南希在作为他的爱人之前首先是他的亲人。他一生就在这个时候是糊涂的，自此以后便保持残忍的清醒。直到那个孩子降生。
那个孩子几乎要了南希的命，大得不得不选择剖腹产，自此以后在南希身上留下一道罪恶的刻痕。而亨利，在抱起那个孩子的瞬间，就意识到惩罚的降临。
这孩子，是个聋哑的。
还没来得及让两人接受残酷的现实，某天——南希还记得，是1946年纽约的秋天，窗外的红叶在后院里落了厚厚一层，秋草地的露珠旋转着整个天空。这个躺在婴儿床上的孩子，在一阵抽搐后，咽了气。
所以在多年后，她看到另外一个乱伦之子倒在地上抽搐时，她几乎恐惧到晕厥。
这一回，她知道自己错了，她意识到杀死孩子的不是别人，是身为父母的他们自己。她抱着冰冷的孩子地板上坐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亨利从她手中把孩子抢了过来，放在了一具小小的棺材里。两人之间的爱，仿佛就在那个秋天，随着孩子一同被埋葬了。
自此以后，她甚至都不敢说“爱”这个字眼了。
而亨利，为了提防两人之间的重蹈覆辙，居然想出来这样一个招数。这起源于战后曾在萨克森地区见到的一名担任德语翻译的年轻人，当他有把这个身为侦察兵的年轻人招募麾下的想法时，理所应当地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背调。随后便惊讶地发现了这个名叫阿尔弗雷德·莱利的年轻人的秘密。
他想起了自己死在秋天里的孩子，想起了自己的绝望，想起了自己对南希仍旧无法消弭的爱。
于是他招募了这个年轻人，甚至把他放到了知情的南希身边。
瞧一瞧吧，就算看似健康地长到了这么大，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困扰将伴随他终生，精神上的痼疾，身体内潜伏的病症，该有的病，迟早会找上身来。
自此以后，他便专心于事业，当初为了迅速上位得罪了不少人，如今只能进而不能退，他用这种方式麻木自己，以至于到了极端的程度。而南希，则在阿尔弗雷德身上倾泻自己没能给出的爱，品尝自己永恒的罪。
尽管她知道，亲手杀了外祖父、将自溺的母亲从浴缸里捞出来的阿尔弗雷德最恨的就是她这种人。
就像自己那畸形的、没能长大的孩子，若能成长到有思想的时刻，最恨的也是将是她。
所以说，这么多年来，与其说她爱着阿尔弗雷德，不如说她爱着自己的罪。
只有罪的清晰可见，罪所带来的痛，才能隔绝她对亨利的爱。
那罪恶的、夺去了他们最爱的另一个人的生命的爱。
她望着远方，泪水顺着脸颊一滴一滴地落下。
“不过，当我从天上落下的那一刻，我似乎觉得，我可以不需要你也能不爱他了。”
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我只想起冰冷的母亲。她爱我，却不知道该怎么爱我，到最后无法面对我。
“也许你也该试试跳伞，当你的生命完完全全地交托于自己手中时，在极速的下坠中，你能看清很多过去并不能看清的事情。”
南希俯下身，捧起我的脸，在我额头上落下一道颤抖的吻。
“对不起，阿尔。”
我握住了她的手，放在唇下亲吻，好似在亲吻母亲，又好似在亲吻永恒。
“人类之间鲜有无缘无故的爱，包括我对你的爱都掺有杂质，可只有他——你的萨连科，对你的爱是纯洁的。你应当去追回这份爱。”
南希用拇指撇去我的眼角的泪水，“不要着急。”
她瞥了一眼躺椅旁、歪斜在沙子中的酒瓶，说：“更不要消沉。”
我哽咽地握紧她的手，她却站起身，撇开我独自朝大海走去。在夜色的朦胧中，身穿白衣比基尼的南希变得很薄、很轻，她朝前走，将自己的双腿没入漆黑的海中，一团白色的浪花涌来，亲吻她的皮肤，她张开双臂，超前拨开那迎接她的海，如拨开命运的痕，朝海洋深入游去。
我站在岸边，注视她，久久不能移开目光。
火烧史塔西和柏林隧道事件让我的回归希望渺茫，被变相地软禁在迈阿密接受调查已经到九月份，我算着日子，挂念萨连科的伤势和情况，到后来这种细细的煎熬叫我再度消沉。若不是南希这番自戕似的剖白，我想懦弱的自己很难坚持下去。
他是我唯一纯洁的爱，为这爱等待五个月算什么，就是一年、两年、三年……十年我都可以等下去。但我恳求慈爱的主，不要让我的爱人等太久。
赐我所有的力气和勇气，让我奔向他。
几天后，我依照南希的建议跟随陆战队进行了一次跳伞的训练。
怎么说呢？这次的经历结合到未来会让我更加相信玄学。不过现在，体会却只集中在一块很小、很感伤的区域。在极速的下落中，泪水会反重力地朝上飘，被远远地甩开。张开双手，下方是粼粼的蓝色的海，不再一望无际，可看到分明的天际线。风很冷，刺得脸有些痛，我在奔向那片永恒的蓝色，就像坠入他的眼眸。也许——不开伞也是好的，就这样直直地下落，落进他矢志不渝的怀抱。我想我一定是在哭，阿尔弗雷德总是这样不争气，就在我闭上眼睛的刹那——我好听见，他抱住我说，不准走！不准走！因为我是因为他而存在，所以不准走！
从逃避的思绪中惊醒，我猛地睁开眼睛，在教官指定的高度还要再往下一点差点进入的危险高度开了伞，身体被一股巨大的力量猛地扯住，就像他无数次抱住我的那样——摇摇晃晃，我操控自己，稳稳当当地落在了地上。
后来不出所料地挨了教官的斥责，可我却笑得满眼是泪。
十一月份时，亨利告诉我针对我的调查已经结束，但想回到原来的位置基本不可能。曾经我的线人——雷奥接替了我的位置，活跃在东德地区。对此我并没有任何意见，只求亨利给我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如果不行的话，还我自由身，我好歹也是美国公民。”我几乎天真地说道。
“普通美国公民可不会有你这种待遇，犯了错还能吃穿不愁。在国内FBI会全程监视你，在国外，你永远属于CIA。”亨利说：“多年前我就说过，这是条不能回头的路，阿尔，你知道得太多了，太多太多了。”
“那么，除了惹上大麻烦之外，我还是有用的吧？把我派回欧洲，随便哪里都好！”我着急忙慌地在电话里叫道，听筒里传来亨利冷冷的笑声。
“看来你还没有彻底冷静下来。”
啪的一声，电话挂断，我在长久的愣神中终于恍然，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若是我对萨连科的感情太过浓烈，找寻他的意图太过明显，亨利是绝对不会让我重返欧洲。
如今南希也回到了“战场”上，就我一个人被扔在了迈阿密。但调查结果分明已经给出了我的罪状，和苏联某位军官搭上了线，尽管有亨利作保说是为了“喂”情报给对方从而进行误导策略，但在最后的火烧史塔西事件中，怎么都找不出正当的理由来。
面对局内调查人员的问询，我撒谎说是有重要情报被误送到了史塔西，而我放火也是在打斗中擦枪走火的意外行为。为此我经历了至少三次测谎仪的测试，多亏了我本来就不大正常的精神状况，那玩意儿居然对我不起作用。
1957年初，我被允许离开迈阿密的军事基地，回到了纽约。
时隔多年，我站在了外祖父的那栋房子里，罪恶在这里曾经充盈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却最终只剩下灰尘一片，好似尘封于幽谧的洞穴，被亘古不变的孤寂所笼罩。不到五分钟，我小心翼翼地退了出来，来到街区的一处旅馆给自己订了一周的房间。
迈克尔——如果你们还记得我这位死在诺曼底的朋友的话，他那偏瘫的父亲已经去世，看来中情局所带来的医疗条件也没能起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而史密斯夫人，独自生活在原来的住处。在某天早上我走访了她，她照例挽留我留在纽约，可我跟她说，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家。
“在欧洲，我找了个俄国人。”
史密斯夫人很惊讶，但她说俄国女人都漂亮，虽然有点凶悍，但很会过日子。只是得提防她们在三十岁以后极速的发胖。
“那是俄罗斯的地域特征，你可以把她带到纽约来。”她握着我的手说。
“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还会来见你。”我拥抱了这个曾在童年时期给予我些许温暖的女人，真诚地说：“前提是我必须先回去欧洲。”
“你会的。”她鼓励着说，“没什么比爱人更重要，你一定会的。”
在被FBI监视的日子里，我的去处很有限。除了在纽约城内闲逛，就是去酒吧和舞厅里喝酒。我一直怀抱着可以遇见故人的期望，于是心诚则灵，不是在酒吧——而是在一家童装店外遇到了牵着她两个孩子的乔。起先是我看了她一眼，她狐疑地眯起眼睛，随后她激动地跑向我，一句话没说就扑进了我的怀里。
“快十年了！”她几乎要流下眼泪，捧着我不复少年气的脸庞，说：“你变了，不，你什么都没变！”
后来我和她坐在一家街边的咖啡厅里，她的两个可爱的孩子被保姆带回了家，她十分慷慨地腾出时间来陪我这个无事人。之所以一直期待想要见乔——这个年逾四十却依旧娇俏动人的美丽尤物，是想告诉她，我做到了。
“还记得我写信的那个人吗？”
“当然，至今我都能记得他的名字——萨连科，是吗？”她笑盈盈地抿下一口咖啡，玫红色的唇膏在骨瓷杯上留下两道暧昧的痕。
“原来他一直都在找我，所以，说不准是我找到了他，还是他找到了我。”
“你们在一起了吗？”
“在一起了！”我神经质般地兴奋，不住地点头，凑上前降低了声音，“不过，我们被分开了，不是我们想分开，是被分开。不管是有的人，还是这个世界，似乎都见不得我们在一起，可那又有如何呢？我会回去的，这一次一定是我先找到他！”
乔抬起手，摸了摸我的头，担忧地说：“阿尔，你在发烧。”
“我知道，可这并不要紧。我要做的是等待，等待回去的机会！”这时，我握住了乔那冰凉的手，问：“我一定会找到他的吧？”
“一定。”乔不假思索地说，“一定！”
不知为何，我听到了她声音里所带的哽咽，我疑惑地皱眉，继而恍然般地露出笑容，“你在可怜我吗？你当初什么都知道，是吗？”
她垂下卷翘而浓密的睫毛，叹息般地说：“是呀，调查过你，你的小学老师可给了我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
“可是一切都不用在意了！”我用指尖——可能这种动作对于一位已婚人士有些冒犯，我用指尖擦去了她眼角那些怀旧的泪，捧着她的脸，颤栗地说：“我再也不会因为我的身份，这种乱伦的产物而感到茫然了。因为我不是谁的弟弟，儿子，或者孙子，我是萨连科的爱人，我只有这样一个身份……为了这个身份，无论如何我都会活下去，会寻求幸福！”
“你会吗？”乔温柔地抬起眼睛，恍然多年前灯光下被男人簇拥着的她，她伸手抚摸我的头，爱怜地说：“可最重要的是，作为你自己，活下去，寻求幸福呀。”
那时我的确在发烧，因为自从得了癫痫后我就很怕冷，从温暖的迈阿密回到寒冷的纽约，不复健康的身体难以适应剧烈的温度变化。所以我没有听明白乔话中的含义，且当时我就在咖啡厅里说起了胡话，当然，多年的情报工作让我本能地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而且时刻提防着监视我的FBI，和乔的谈话大多浅尝辄止。她是个聪明的女人，当初也是她把我送到了这条路上。
“其实，我很舍不得你的。“分别时乔说，“可那个叫赫克谢尔的人说，如果不举报你，我会去坐牢。可是阿尔，那个时候我已经打算金盆洗手了。”
“我明白，乔，见到你我很开心，是我近期以来最开心的事。”我通红着脸亲吻了她，和她告别，然后在回旅馆的路上，深知自己的身体在高烧之下坚持不了多久，于是我走向那些一直尾随在远处的FBI，请求他们把我送到医院。
“我可是亨利的得力干将，把我烧糊涂了可是联邦政府的一大损失呀！”
我嘻嘻哈哈地把自己交托于别人，做出毫无防备的模样。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在纽约的某所医院里好吃好喝好睡，演绎出完全的颓废和自暴自弃。没过多久，监视我的警力放松，接着，在我快要装不下去的1957年的夏天，我接到亨利派遣我去往欧洲的电话。
挂了电话后，足足十分钟，我才敢把自己蒙在被子里笑出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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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能是在中心地区，整整半年我都活跃在西班牙，直到1958年新年的钟声敲响。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仔细研究过思念这种玩意儿，这种为人所熟悉的却经不起推敲的爱的衍生物，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会随时间演化呈现出不同的品相。对于有的人来说，思念如烟雾般转瞬即逝，对有的人来就如地上的积水随时间逐渐干涸，而对某些人来说则如存放在波尔多酒庄里的红酒，时间是酝酿其醇度与甜蜜的必备。
我知道自己属于最后者，将近两年过去，我对萨连科的思念丝毫没有减少，反倒愈加浓厚。他的形象在我千百次的想象中被模糊边缘，和我的思维相融。就好像，只要我有意识，他就在其中，因为他在其中，所以我们从未分别。
也许这是幻觉的前兆，但老实说，我是如此才能坚持下来这三年的。
没错，三年。
1958年年中我在马德里和雷奥见了一次面，从他嘴里得到了一点消息。他告诉我当时的确闹出不小动静，但不知道被什么给压下去了。明明是个很好针对美国作文章的机会苏联一方却不了了之，可见其中有我们所不清楚的隐秘。我猜测是萨连科的那位上校给他解决了这桩麻烦，这也在我当初的意料之内。另外，自从那件事后，德累斯顿的站长就换了人，他已经不在萨克森地区了。
“按照我们的情报网，这位很可能都不在东德了。”
这是一线希望，说明萨连科平安无事，可这也是一丝绝望，他不在东德了，会去哪里？回去苏联了吗？如此之来相见更是毫无可能。我连东德都去不了，何谈苏联？
可这一次我却很平静，依旧在马德里做自己那份并不重要甚至十分注水的情报工作。时常，我会走在伯尔伯尼斯街头，感受伊比利亚半岛充沛的阳光和人群哄闹如沸腾的泥淖，这里的人很爱笑，很热情，但这热情就像羽毛轻飘飘的，并不代表任何良善或者说压制不了人性中的恶那一回事。所以会有三十年代末那场内战，这群爱笑的、热爱足球的人，在和平上也成不了气候。
我经常坐在马约广场的长椅上，一坐就是一下午，因为这里的空地上有人吹口琴，吹得很动听，但是是非常热烈的曲子，不像萨连科吹得那样，具有一个民族的柔情和乡愁的感伤。但我依旧沉浸其中，只为这几分相似的音色。也或许是我无处可去，我似乎被遗忘了，除了工作之外没有人与我产生交集。四季变换，心如止水中看叶落无声，伊比利亚的阳光在冬日愈发灿烂的时刻，某天我坐在长椅上听口琴，南希突然坐到了我身边。
这还是时隔一年多，我第一次与她见面。
“真好听。”她笑着说。
她穿着套时髦的纯白毛呢套装，颇有几分香奈儿的设计。戴着顶同色系的cloche hat，就像从庄园里走出来的英国贵族。她说这是在法国养成的习惯，不过她马上要丢掉这复古的时髦，换上新潮的着装去西柏林。
“还有你。”她在我努力忍住的激动当中，说：“你也得去，知道吗？”
我不住点头，含泪拥抱了她。
“你要做的是监听工作，不久后会给你一个对象，你提前进入酒店安装好监听设备，然后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所有的内容。”南希把设备交给我后，消失在了西柏林滂沱的雨夜里。临走时我拉住她的手，张了张嘴，却什么都没能说出来。半天，我挤出一句颇为肉麻的话。
“你知道我会一直爱你。”我说。
“我也是。”南希转身拥抱了我，说：“相信我，我爱得比你还多。”
她在我脸上留下一吻，转身出了门。我站在这栋五层公寓的三楼，遥望雨夜下的西柏林。在马路对面是一家名为“施瓦本人”的星级旅馆，两天之内我得将窃听设备安置在其中的501套房，进行为期三天的监听内容。
这是个很简单的工作，甚至说是个很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可为了讨亨利欢心，这种工作我也乐得接下来。几乎就在第二天夜里监听设备就已经就位，第三天我就悠哉悠哉地坐在街区转角处的露天咖啡厅里喝咖啡，读报纸，抽烟。
我抽着万宝路，喝着酸涩的咖啡，读着在西柏林可以买到的《真理报》，打算无所事事地消磨这个上午。可有时候——大概上帝总爱开玩笑，人生中的重要转折总爱发生在这样不经意的瞬间。
我还记得，自己喝下一口咖啡后朝摆满鲜花的围栏外漫不经心的一瞥，是怎样将刚从车上下来的萨连科刻印在眼底。
手中的咖啡杯猝然掉落，我呆愣地站起身，死死盯住他。可在下一秒，我的世界仿佛轰然坍塌。
他从车上走下，打开了另一侧车门，这时，从车内下来一位有几分眼熟的女人，笑盈盈的，穿着束腰长裙，套着貂毛大衣。她怀中抱着个约莫一岁左右的孩子，睁大着和萨连科如出一辙的蓝眼睛嗦着大拇指。萨连科自然而然地从她手中接过孩子，女人挽起他的胳膊，两人一同走到车后，从后备箱中提下行李。
他们有说有笑地朝咖啡厅旁的旅馆走去，经过咖啡厅时我瞬间的反应却是蹲下身，卑微地藏在桌子下，直到他们走过了咖啡厅，我才愣愣地从桌下钻出来。
他结婚了？他有孩子了？
是的，没错，那孩子的长相，必定是流淌他的血液的结果。
他有了孩子。
一道闪电般的痛在心里劈过，我扯开嘴角，想必笑得十分丑陋。将近一千个日夜的千万次的想念，却没想到过这样一层。我以为他会等我，就像多年前那样等我一般，可是，他又凭什么要一等再等呢？
是的，他没必要。哈哈，我笑着，只觉得呼吸困难。跌跌撞撞地跑回自己的公寓，想把自己扔进被窝里用睡眠来逃避这可怕的现实。就在这时，监听设备里突然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是萨连科！
我要监听的人，居然是萨连科！
这时，我突然想到南希的那句，她的爱更多。
可是南希——这是你的安排吗？可是他，他不要我了。
你知道吗？
我泣不成声地拿起耳机，近乎贪恋地倾听萨连科的声音，我很少听到他说俄语，这话语在他嘴里是多么动听，和女人的对话、欢笑、夹杂几句孩子的咿咿呀呀……我就像个可耻的小偷，卑微地窃取他的那丝和我毫无关系的幸福，丝毫没有注意到，在某一时刻，萨连科的声音消弭，只剩下了女人和孩子发出的轻微的、细碎的笑声。
砰的一声巨响，将我从巨大的悲伤中惊醒。
公寓大门被一脚破开，我本能地站起身。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柄枪，再是一张冰冷的面庞。这道阴鸷的目光扫过桌面上的窃听设备，毫无温度地落在我身上。我在震惊和悲痛、以及对现实的恐惧中无言地后退，居然做出如多年前那般的逃避行为。
日夜思念的人就在面前，我却扔掉耳机，转身朝窗户跑去，丝毫没考虑到高度，预备一跃而下。
刚迈出脚步，我被瞬间而至的一招格斗术从后擒住，随着萨连科一记肘击击在我的后颈，我两眼一黑，就此晕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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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下起了小雨，雨声淅淅沥沥的，萨连科在我耳边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气息暧昧，如久远的往昔。我在他怀里转身，用手抚平了他紧皱的眉心。
“睡不着吗？”他醒了，惺忪地问我。暗夜里柔和的光轻轻地铺在他脸上。
“你老了。”我调侃他，“有皱纹了。”
他扬起嘴角，“我是个军人，风吹雨晒的很正常。不过，你还是那么漂亮。”他抬起手，拨开过我总是忘记修剪、垂落在前额的长发，“你看起来很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