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恪早晚都会来电问候,由于杨恪的话不多,但又像很不愿意挂电话,最后只好都由郁知年来说。
时间慢慢流逝,郁知年也不知该如何定义他自己和杨恪的关系,只是人似乎变得安心许多。
比起之前在宁市做流动人口的项目时,漂泊无依与挣扎的情绪少了,而真正在做研究的感受多了起来,更专注了一些,也不再惧怕等待杨恪的来电,因为不再是等不到的。
七月初的一天夜里,郁知年和来三文办事的梅齐聚餐,另有另两个文化馆的工作人员。
他们坐在路边的小饭店里,开了几罐啤酒。
梅齐说起郁知年初中时的事,说郁知年是学校里的明星,长得好看,学习也好。几人聊着聊着,打趣起郁知年来,问郁知年是不是找过不少女朋友。
郁知年被他们说得不好意思,手机忽而响起,杨恪给他打了电话。
这天早上,杨恪破天荒没联系他,他还以为杨恪有事在忙,发了消息询问。
接起来后,他听见杨恪那头的背景音异常嘈杂,嘈杂得不像杨恪会待的地方。
“郁知年,”杨恪在那头说,“你没跟我说过三文的火车站人这么多。”
郁知年心跳加速,呆在原地,手里的啤酒罐差点掉在桌子上,过了几秒,他问杨恪:“你在哪?”
“……”杨恪并不生气地反问他,“你说我在哪。”
郁知年急匆匆地和梅齐几人告了别,打了车去车站。
三文的市区很小,十来分钟就到了,郁知年下车,看见许多人从通道里走出来。
最近是三文人祭祖的节日,因此返乡的人格外多。郁知年走到出站口旁,四下张望找杨恪的身影,天早就黑了,出站口灯光不够亮,只能看见提着大包小包的人蜂拥而出,看不清脸孔。
他只好给杨恪打电话,手机刚放到耳边,手腕忽然被人握住了,有人从背后抱住他,说“笨”。
电话打通了,抱着他的杨恪的手机响起来,杨恪捉着他的手腕,挂掉了电话。
郁知年回头看,杨恪穿着很普通的T恤和裤子,没背包,头发理得更短了些,像刚毕业的大学生,也像他们刚认识不久时的模样。
郁知年看着他没动,他就抬手不轻不重地碰了碰郁知年的脸,说:“发什么呆。”
“不是说小县城,”他评价,“挺热闹的。”
郁知年解释三文的节日,问杨恪:“你没带东西么?”
“让助理先拿去酒店了。”杨恪告诉他。
他们往打车点走,郁知年问他怎么不说就来了,杨恪便说:“取消了一个行程,早上临时定的。”
“待一晚就走,”他说,“你不是十四号要进喜平。”
两人站在打车点排队,不知道接下来去哪。
杨恪大约是看见贴在墙上的新超英电影海报,便问郁知年要不要去看电影。他们去了市区最大的影院,杨恪买票,买了最末尾排的情侣座。
影院人很多,还有小孩吵吵闹闹的,但影片开始没多久,杨恪就倒在郁知年身上睡着了。
杨恪睡得很熟,头很重地压在郁知年肩膀上,他身上没有香水的气味,只有很淡的洗衣剂和香薰味。
郁知年右边肩膀靠在柔软的情侣座椅背上,左肩被压得发酸,觉得自己虽然做博士生的项目,但是在约高中的会。
第40章 四十(2019)
杨恪睡了十多分钟,就醒过来,不过像没完全清醒。
郁知年小声问他“是不是很累”,他说没有,但是又伸手,侧着把郁知年抱进怀里,头压在郁知年肩膀上,像这样能获得休息,问郁知年:“我睡了多久?”
郁知年很少看杨恪这样糊里糊涂,不善良地骗他:“两个小时,电影快结束了。”
“……郁知年,”杨恪的脸还埋在郁知年脖颈间,说,“主角衣服都没换,你把我当傻子?”
看完电影出来,已经是十点钟,三文的街上人不多了。从影院出去的电瓶车和轿车是唯一一道有些拥挤的车流,过了一阵也散开了。
杨恪住的酒店就在商场对面,他说给郁知年带了前几天聊天时提过的教科书,要郁知年先跟他回酒店去拿,而后给助理打了个电话。
两人过了马路,走进酒店大门。
酒店是三文最好的一家,挂牌的四星级,不过建了十几年,没有重装过,设施已经很旧。
大堂的水晶灯灯光有些昏暗,他们绕过旋转楼梯,杨恪的助理恰好走出来。
杨恪住在9楼,电梯门一开,到走廊上,郁知年闻到一股地毯的霉味,还有些许潮气。酒店里的冷气打得不太足,不好闻的气味便更加明显。
杨恪对居住酒店的环境要求一直很高,因此郁知年心里有些不大好受。
在房间门口,杨恪的助理拿出房卡,不知怎么回事,刷了几次,门都打不开。
“刚才放行李的时候还能刷啊。”助理嘟哝着,又刷了一次,怎么也刷不开,他只好拿着房卡下楼重新去做。
郁知年看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忍不住问杨恪:“这个房间你住的惯啊?”
“还行吧,”杨恪说,“能住。”
过了一会儿,助理回来,打开了房间,将房卡插进取电口,房间的灯亮起来。
郁知年觉得灯光有些闪烁。
房里除了霉味,还有股陈年的烟味。
杨恪行李摆在行李架上,他走过去,打开箱子,把占了四分之一个行李箱的郁知年的书拿出来。
郁知年环顾四周,看了一眼浴室,觉得打扫的不是很干净,床单看起来也很旧。
杨恪没什么表情,像不是很在意似的让助理把郁知年的书放进袋子里,回头找郁知年:“好了,去你那吧。”
郁知年看着大床上似乎有些潮湿的、不蓬松的床单,叫了杨恪一声。
“怎么了?”杨恪问他。
郁知年犹豫着,问他:“你要不要到我那里住?”他租的房子在三文市区南边的一个新小区,八十多平的二卧套房,房东是个律师。房子刚装完,律师临时去了外地发展,第一次对外出租,虽不豪华,胜在新和干净。
杨恪愣了一下,说:“好。”
他没让助理跟着,把书放回去,拖着行李箱,出门打车,到了郁知年住的地方。
回到家里,郁知年拿出备用的床单,给杨恪铺次卧的床。杨恪帮他一起铺好,郁知年先洗了澡,杨恪后洗。
郁知年在客厅翻看着杨恪给他带来的书,意外发现书目很齐全。他记得自己当时只是提了一嘴想要的类目,杨恪就都拿对了。翻了一会儿,杨恪穿着睡衣走出来,坐在郁知年身边。
他低头看郁知年手里的书,随口问:“我有没有漏带?”他没碰到郁知年,但又靠得很近,问完拿起茶几上的遥控,开了电视机,习惯性地调了新闻频道,看当日时事。
“没有,”郁知年手按在书页上,无意识地摩挲着,随便和杨恪开玩笑,“你拿得这么准,好像很有天赋,考不考虑来修我们系的学位。”
“你数学模型的绩点不也不错,”杨恪伸手,把他的民族志笔记本抽走了,说,“怎么不来修金融。”
郁知年立刻噤声,装作看了看新闻,什么也没有看进去,最后坦白:“数学模型复习课我偷偷抄了很多你的笔记,谢谢。”
杨恪说“不用谢”和“我知道”。他伸手很轻地拽了一下郁知年的胳膊,把郁知年拉近怀里,半抱着郁知年看新闻。郁知年靠在他身上,感觉到杨恪的体温,觉得紧张,又好像很平常、幸福和动心。
新闻节目过半,电视台插播广告,杨恪想起来似的,问郁知年:“你到喜平的房子找好了么?”
“还没有。”郁知年有些发愁地说。
两人聊天时,郁知年和杨恪提过租房的问题。喜平不像三文,还能在网上找到房源,喜平常住居民大多年龄偏大,与外界交流少,信息闭塞,连通讯都很弱,手机经常收不到信号,只能靠邮件联系。
郁知年想住进村落和人群集聚些的地方,方便做调研,他进山几次,都没找到合适的房间,梅齐也帮忙给他问了几户,但具体还是要郁知年自己去看合适些。
“不行就先去住招待所,”郁知年诉说自己不算计划的计划,“然后自己去找房子。”
杨恪评价他“折腾”,郁知年辩解:“也还好,我行李不多。”
“感觉已经习惯搬家了。”郁知年对杨恪说。
杨恪沉默片刻,问他“是吗”。
“嗯,”郁知年回忆上半年,“我去年回来做项目,搬得比现在勤多了,四处住,东西扔了一堆,现在已经很有心得了。”
杨恪安静片刻,才说:“这也要有心得。”
房间里顶灯是冷色调的,电视机里的广告声混着空调的风声,让房间不至于变得寂静。
“其实现在还好了,”郁知年对杨恪说,“起码……”
起码没有那么不开心,郁知年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他觉得这类的话太过刻意,像在强调自己可怜似的。何况那时他也并不觉得自己可怜,至多是逃避和麻木。
杨恪不作追问,左手搭在郁知年手背上,他无名指上带着体温的戒环碰到郁知年的皮肤。郁知年摘掉戒指之后就没再戴上过,放过钱包的夹层,后来怕丢,放进行李箱的证件袋。不过杨恪没有再提过这一件事,很轻地着郁知年的手背,说:“最近公司比较忙,我尽量把事做得快一点。”
他吻了郁知年的脖子,将郁知年压在沙发上。
沙发很软,郁知年背陷在柔软的布垫里,杨恪一半的重量压在他身上,从他的脖颈向上,点吻到嘴唇,郁知年觉得痒和热,手很轻地搭在杨恪肩膀。
杨恪的反应很明显,郁知年也有。郁知年微微曲起腿。杨恪稍移开一些,看着他,说“郁知年”,又吻下来,咬着他的下唇,说“我们已经结婚了”。
新闻早已开始续播,但已经没有人在看。因为没有准备,这晚杨恪并没有做什么。只是郁知年给杨恪铺好的次卧的床也没用上。
第二天早晨起来,郁知年带杨恪吃了三文的特色早餐。
两人在附近逛了一会儿,杨恪就要走了。
郁知年送杨恪去火车站,临别前,杨恪抱了郁知年一下,让郁知年进喜平注意安全,找到房子就告诉他。
郁知年回去的路上魂不守舍,下出租车坐电梯上楼,打开门,看见沙发旁摆着的书,掉在地上的垫子,杨恪随意搁在茶几上的电视遥控,忽然觉得住了一个多月的从不觉得很大的房间变得空荡。
家里有也好像没有杨恪的气味,昨晚好像只是梦一样。
郁知年重新拿起自己看过的书,看了几页,看不进脑子里,拿起手机,很想给杨恪发一个消息,又觉得是不是联系得太快了。
他盯着手机,屏幕突然亮起来,杨恪发信息问他到家没有。
郁知年回他“到了”,杨恪给他打来电话。
接起电话,两人一开始都没说话。
过了几秒钟,杨恪说“郁知年”,说“我下次到喜平陪你吧”。
雨季喜平进出不是很方便。郁知年说“你来的话,我到三文吧”。
“没关系,”杨恪说,“下次我待久一点。”
“好吗?”他问郁知年。
郁知年说好。
第41章 四十一+观察分析日记
翟迪认为七月是一个值得记录的月份。
这半年,公司运行顺利,发展了新的业务线,收益率高过预期,投资者都十分满意。他们也遇见一些新的机会,结识新的有意的出资机构和个人,即将完成一项新的公司成立以来最大的并购交易。
翟迪合作无间的合伙人杨恪虽在五月有一起意外的诉讼波折,不过现在看来,有不了了之的意味。
他原令翟迪费解的婚姻也因此终于有了进展,私人生活不再是一片迷雾。
对于所有的员工来说,杨恪应当都能称作一位完美同事和上司,他精通业务,几乎从不在工作中掺杂个人情绪,堪称公司最勤奋和敬业的人。
翟迪也认为杨恪是最好的共事者。
早在大学时,杨恪的能力便已初见端倪。他的金融直觉很灵敏,分析情况时冷静、稳定,尤其擅长谈判和在矛盾中找寻能让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案,能在翟迪情绪激动时,给他提出冷静的建议。
他不是那种做花哨演讲报告、对投资人进行漂亮表演类型的基金管理者,但他好像永远能够在拉锯中找到精确的平衡点,以此解决旁人难以解决的问题,达到自己的目的。
对于私事,杨恪提及得很少。郁知年出现之前,翟迪只知道杨恪和家里爷爷的关系不好,父亲是大学教授。
杨恪的外表英俊,性格沉稳,但由于说话实在非常公事公办,在情感关系中异常难以接近,时常给人以他封闭了自我、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
翟迪性格极为外向、开朗,两人也志趣相投,很聊得来,才了解到很少的一部分杨恪的个人情况。
郁知年初现于翟迪的视野,是在杨恪大四那一年。
翟迪创业之余,听一名在银行的投资部工作的同学说起杨恪遇见一个跟踪狂。
翟迪的妹妹在初中时曾经遇见过类似的事。那时他妹妹的精神遭受了很大的损害,联系律师向法庭申请禁止令后,又看了许久医生,才恢复过来,因此他对这类的事情很是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