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电[现代耽美]——BY：卡比丘

　　看了几页同学发来的观察日记，翟迪感到毛骨悚然，给杨恪去电询问，才得知原来两人早已认识。
　　不过杨恪并未多做解释，只说是爷爷在遗嘱里给他安排的结婚对象。
　　翟迪在赫市长大，父母都很开明，没碰见过封建家长。他认为一个长辈立下遗嘱，从坟墓里伸出手来，用金钱约束小辈的婚姻自由，是一件荒谬至极的事，对于那份杨恪不想要的遗产的附赠品——郁知年，也没什么好感。
　　得知杨恪与郁知年同居的时候，翟迪大吃一惊。
　　那天赫市的雪也很大，杨恪来公司里，工作间隙，十分随意地告诉了翟迪这件事。
　　翟迪愣在当场。
　　“你要和他结婚？”翟迪回过神来，这么问他，“已经搬进你家了吗？”
　　杨恪说是，又没什么表情地说郁知年：“吵得要命，搬了一堆东西进来。”
　　翟迪仍有些困惑，他知道杨恪的爷爷是谁，清楚遗产金额必定巨大，但杨恪的经济已经独立，且非但从未表露过对遗产的渴望，甚至提起过对爷爷财产的厌恶。因此翟迪忍不住问杨恪：“你打算按照遗嘱办，继承遗产了？”
　　“嗯，”杨恪当时看起来很冷静，像平日里交流工作似的说，“把那些东西给他。”
　　杨恪的话说得暧昧，有许多可理解的角度。再往后过了许久，翟迪恍然发现，他理解出了错误的一种，但细细回想，他觉得这也不全是他自己的错。
　　和郁知年同居后，杨恪的变化并不大。
　　大学毕业，正式入职公司，杨恪天天待在办公室办公，最早到，最晚走，根本不像个在恋爱的人。
　　唯独有一次，在大约入职半个月左右时，他们和一间跨国公司的负责人开视频会，开到凌晨，翟迪当时的女朋友来公司等他，会议结束，他们走出去，隔着玻璃，看见她在休息室的沙发上睡着了。
　　当时杨恪并未表现出什么异常，只是在第二天，两人见了一名投资人，一起去公司附近的餐厅吃午饭时，杨恪突然问他如果每天不想见面，是不是就是不大喜欢。
　　翟迪脑中警铃大作，立刻告诉杨恪：“那肯定啊，喜欢当然是天天都想见面。”
　　“你要是不想见郁知年，”他劝诫，“又不想要钱，这婚结了也没什么意思。”
　　“不是我。”杨恪干脆地否认了，像没问过一样，开启了工作的话题。
　　虽然这段对话很短，但杨恪很少问翟迪这类问题，翟迪便一直没有忘记，认为这是杨恪为是否该继续这场婚姻而感到左右矛盾的佐证。
　　翟迪第一次对杨恪的情感产生一些怀疑，是在郁知年回国的时候。
　　那时杨恪准备和郁知年注册结婚，刚好赶上公司筹集资金的时期，人人忙得脚不沾地。翟迪原本劝杨恪等过一阵子空下来，顺便能度个假，哪怕不是和喜欢的人，去享受假期总是好的。不知为什么，杨恪硬是不愿意，压缩安排，挤出了一天，非要在两年满期时便与郁知年注册。
　　订好的注册日，翟迪一天没收到杨恪的消息，致电关心，杨恪没接。
　　到了很晚，杨恪才给他发消息，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休息两天。
　　翟迪觉得在结婚这天生病，未免有些倒霉，又打电话过去，杨恪接了，听起来有些疲惫，说自己没什么事。翟迪问他：“郁知年在照顾你？”
　　杨恪沉默了一会儿，告诉翟迪：他回国做项目了。他说话的语气和往日没区别，但翟迪听着，不知怎么，心里一惊，忽而觉得杨恪和郁知年之间，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不过过了两天，杨恪回来上班，又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仍旧加班到很晚，情绪稳定。翟迪又觉得自己或许是想得太多了，不再放在心上。
　　直到半年后的一个晚上，翟迪准备上床睡觉，突然接到杨恪电话，坦白做错了事，说为了和郁知年结婚，谎称公司经营不佳。
　　“他问我是不是公司出问题，”杨恪说，“我承认了。”
　　杨恪没说太多自己和郁知年之间发生的具体事项，主要是来找翟迪道歉，提及可能会对公司造成名誉上的风险，但若最坏的情况发生，他一定会承担责任。
　　翟迪震惊和困惑之余，觉得有些好笑。
　　此时此刻，他才发觉杨恪的许多他感到反常的行为，都得到了解释。
　　依照翟迪看，杨恪的恋爱谈得实在有些狼狈。
　　遮遮掩掩，欲盖弥彰，每一件事都像努力在做，总是做不到点子上。杨恪甚至向翟迪的姐姐要了婚礼策划的资料，但后来也没用到。没过多久，德钦集团的股东起诉的新闻便闹得沸沸扬扬。翟迪从新闻稿件上看见杨恪的家务事，心情也很是复杂，和杨恪一起，对投资人做了许久的解释，将公司名誉拉回正轨。
　　不过自六月以来，虽说郁知年又跑去偏远地区做项目，杨恪的婚姻关系却似乎终于有了好转。
　　翟迪恋爱经验丰富，深谙追求之道里，最重要的就是唤起对方的怜悯，指导杨恪多多展示自己工作的艰辛，后来便时常听见杨恪给郁知年打电话，诉一些没必要诉的苦。
　　七月下旬，交易进入了收尾的阶段，他们用最低的成本达成了并购。
　　而签约第二天，杨恪迅速地提交休假的申请，离开了赫市。
　　——观察分析日记（六）
　　主题：小迎新
　　（记录人：郁知年 时间：2016.9.23）
　　又至一年迎新时节（社会学迎来两名学生，其中一位来自宁市，还是同校学弟。学弟性格开朗，本周已带他参观过学校、做了关于各科教授的介绍）。
　　周六下午又有小型烧烤派对，办在彭清家的后院，赶完作业四点赶到，杨恪在院子的台阶上和学弟聊天。
　　跟学弟打招呼，看到杨恪拿柠檬水。
　　学弟给递来啤酒，就打开喝。
　　和杨恪关系很好的翟姓友人走近，问杨恪不是啤酒能喝一点，怎么也不喝，酒量又差了吗。
　　杨恪冷漠地说：“不想喝而已。”


第42章 四十二（2019）
　　几番折腾，郁知年终于在喜平县的人数最多的村落里住了下来。
　　这村子叫做宕庄，离喜平的县区不远不近，从县城开车上来半个多小时，算是路况最好的一个村。他租了村长家旁边的一间小平房，梅齐给他弄了一台山地自行车，时不时便来看看他，给他捎些生活必需品。
　　喜平有自己的方言体系，和三文话的区别较大，郁知年没法完全听懂，便在聘了一个本地助理，名叫小常。小常是梅齐同事的堂弟，原本在三文的旅行社当导游，后来一是生意不佳，二是家人身体不好，回到了喜平，暂时没找到工作。
　　梅齐同事听说有人找擅沟通的助理，一下想到了小常。
　　小常二十啷当岁，性格开朗，和四周的村民都熟，耐心地教郁知年说方言。他年纪小，对许多风俗了解得不清楚，但很是热心，愿帮郁知年开口问。
　　在小常的帮忙下，郁知年和周边的村民建立了不错的关系，笔记进展喜人。
　　宕庄的通讯信号神出鬼没，大部分时候，手机都收不到消息，村里也没通网线。郁知年想联系外界，只能靠一周一次，梅齐接他去县区时终于上三格的手机信号，以及梅齐单位读书室的电脑。
　　杨恪并未对此抱怨过什么，不过郁知年每周住在县区招待所的那一个晚上，他总是不愿郁知年挂断电话。两人时差不同，郁知年要休息了，杨恪才刚开始工作，郁知年数次听着杨恪开会的声音睡着。
　　在喜平的半个月里，赵司北联系了郁知年几次。
　　他得知郁知年在喜平写民族志，给郁知年写了一封很长的邮件，里头囊括自己和同事在山区做田野工作时不便记录但实用的小技巧，也特地为他找了曾在三文写民族志的那位教授，请对方帮忙联系当年联系的政府官员，给他介绍了省档案馆的关系，方便他往后查阅文书资料。
　　郁知年第一次独立写民族志，对各方帮助都很是感激，两人的来往邮件内容几乎只有工作，唯有一次，赵司北问郁知年，杨恪是不是准备在七月底去喜平。他将这句话加在邮件末尾，字体很小。
　　郁知年承认了，赵司北很快回复：“山区的雨季有些危险，你们进出都得要注意安全。”
　　郁知年的民族志主要的研究内容是风物习俗。
　　喜平的雨季快来了，喜平人对雨季又爱又恨，会在每年雨季来临前进行一次祈福仪式。这是喜平每年最盛大的一场仪式，半个月前，喜平人便已开始准备各类仪式物品，在家门口点起一种山里植物制成的熏香。
　　说来也巧，杨恪来喜平，恰在仪式即将开始的前几天。这是郁知年田野场里最重要的日子之一。
　　最早时，他还说要去三文和杨恪见面，此刻却连进喜平的县城都分身无暇。郁知年白天和村里人一道进山采香料，只好拜托梅齐替他接杨恪，让小常在家等他们。
　　采香料花的时间比他预估得久得多，一直到月亮高悬，他才腰酸背痛地回到家门口。
　　推开门，他见院子里点着灯，角落放了电风扇来回扇。小常盘腿坐在蒲团上，对面坐着两个人。
　　梅齐，还有杨恪。
　　“知年，” 梅齐见到他，高兴地招手，“你终于回来了，这香料也采得太久了。”
　　“我们刚才还在聊到你。” 他道。
　　月光下，郁知年隔着几米看杨恪，杨恪穿得和上次来差不多，不会让人觉得有什么距离，没出声，和郁知年对视。郁知年站了几秒，低声对梅齐道：“说我什么呢。”
　　“说你受欢迎呀，” 小常嬉皮笑脸道，“今天你不是和妙妙一起进的山么，她肯定又一直跟着你了吧？”
　　郁知年闻言一愣，马上解释：“小常，这不要乱说。”
　　妙妙是村长家的小女儿，十九岁，读护士学校，暑假在家。或许确实是对郁知年有些好感，但至多是爱来找郁知年聊聊天，没有别的举动。
　　“是乱说么？” 杨恪在一旁很随意似的问。
　　郁知年 “嗯” 了一声，走到他们身边。
　　平房门口挂了一盏灯泡，是院子里最大的光源，四周一股驱蚊的花露水味。杨恪半张脸被光照着，半张脸在阴影里，英俊、干净得不像是会出现在山区夜间院落里的人，坐着的姿势却很闲适，仿佛他也是这里的主人。
　　小常打了个哈欠，说既然郁知年来了，他先回家了。梅齐明天还要上班，也未再久留，开车回县里了。
　　郁知年带着杨恪进门，见杨恪的行李已经放在一边。
　　他自己一身灰尘，先去洗了个澡，出来见杨恪在看他摆在桌上的打印版赵教授的调查技巧邮件。
　　“我爸倒是经验多，” 杨恪翻了一页，对郁知年道，“送人烟酒也有讲究。”
　　“这些都很实用，” 郁知年走过去，跟他一起看了一眼，问，“你一个人来的么？”
　　杨恪 “嗯” 了一声，说：“助理在喜平等。”
　　“这次待几天？” 郁知年又问。
　　“三天，” 杨恪伸手拽着郁知年的手腕，将他拉近，道，“是不是影响你和妙妙工作了？”
　　郁知年一阵面热，对杨恪说：“你不要听他们乱说。”
　　“是乱说吗？” 杨恪把他拉得迫不得已，跪坐在杨恪身上，杨恪亲了他的脖子，弄得他很痒，又问，“你怎么介绍我的？郁知年。”
　　郁知年按着杨恪的肩膀，没说话，杨恪又说：“普通朋友？”
　　“好朋友。” 郁知年纠正。
　　杨恪脸上没表情也不说话，郁知年看不出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想了想，问他：“路上是不是很累？”
　　几个月前，郁知年也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进山里写民族志，杨恪会来见他。
　　他的人生未来展望中早就删掉了这样的选项，设想最多的好像是 “某天在赫市餐厅碰到杨恪带着伴”、“参加同学婚礼偶遇杨恪携伴”，诸如此类的情景。
　　他看着杨恪的眼睛，靠过去，试探着用手碰了碰杨恪的眉毛和睫毛。
　　杨恪说 “还好”，把郁知年的手捉住，拉进怀里。郁知年爬山爬得膝盖很酸，人也有些困，靠在杨恪的肩膀上，昏昏欲睡时，忽然听杨恪说：“进山前李禄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我可能还是得出庭。”
　　郁知年反应了几秒，才抬起脸，看杨恪，问他：“是信托遗嘱的事？”
　　“嗯。”
　　“那我呢？” 郁知年问。
　　杨恪说 “你不需要”。
　　郁知年有些担心，问杨恪：“会影响你的公司吗？”
　　“不会，” 杨恪简单地说，“我是怕你从别的地方看到再多想。”
　　房里没有空调，也没开风扇，不过山区的夜晚温度低，屋里不热。
　　窗外都是蝉鸣与蛙声，吊在房顶上的灯泡发出细微的嘶嘶声，有外头飞进来的小虫往灯泡上撞。
　　这样安宁的夏天夜晚，无端使郁知年想起他们高中那几年。
　　杨忠赟不在家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也会在晚上去连廊后面的网球场打网球。杨恪打得很好，郁知年则不擅长，没打多久就累得坐到一边，杨恪走过来笑他。
　　姿势当然不可能像现在亲密，但郁知年那时候不是没有这么幻想过。
　　他幻想里成年后的杨恪可能会比现在再冷淡一些，不会这么温柔，而郁知年自己主动得多些。然而与十几岁时相比，到底还是隔了一些年数，发生很多事，郁知年也已经习惯性地不太敢过多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