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能见到这幅画，平铺和纵向的笔触，掺杂在烈红之间似箭一样射向四方的橙红线条，真如阳光从画里出来，是一束强得不能再强的光照出看画人，和看画人身后的看画人。
我闭眼站在那里。
纪夏说，“他把画卖给于朗。”
“他？”
“许应。”他点了烟，对着窗户吐一口气。
“其他的画呢？”
“一样，于朗答应帮许应卖画，其实是贴上他自己的名字去展出。”
“许应相信他？”
“他自己愿意相信。”
“……你什么也没有对他说？”
“有用么？”纪夏转头笑，“你忘了，他做事从来不会过问别人，连死都是自己决定。”
他把烟丢在地上，火星子闪了一闪就自己灭了。
门上有于朗留下的那根绳子，上面还有颜料，橙色，红色，和深红色。
于朗站在天桥上，他往下看。
他想跳下去，但不敢。
许应从他身后走出来，带着笑容。天桥上的灯光在晚上黄得渗人，许应穿着红色的衣服站在于朗身后，对纪夏笑了，也对我笑了。
他伸出手放在于朗的背后，我想叫，可惜来不及。
天桥之下，于朗死得粉身碎骨。
“醒了？”
我睁开眼。
“你睡着了。”
纪夏在开车。
“嗯。”
“做梦了吗？”
纪夏偏头问。
这不像他会说的话，我皱眉看了看周围，晚上的风带过很大的呼声，都从车窗挤了进来。我把头靠在窗口，我说，“你知道烈阳花么？”
“许应的画。”
“在于朗那里？”
“不，不在。”
我揉了揉额头，看着从眼前退后的路灯，已经连成了一条条线在往后移动，是记忆，也是梦的一个分界线。我是从梦里出来，看见了这些才知道自己是做了梦。
就像纪夏说的，我做梦了。
“我梦到于朗死了。”
纪夏转头，看了我一眼，“于朗三年前就死了。”
“……三年。”
我抬头看着天空，一个一个的片段黑白交错地从眼前闪动过去，速度之快之强烈让我不能睁眼也不能闭眼。
“他在三年前上吊自杀。”
“……”
我睁大眼看着他。
我眼里变得模糊，街灯和天空都顺着化开，再从眼睛里流出来。我一句话都不能再说，我盯着纪夏的脸，一句话都不能说。
除了哭，我已经再也找不到任何语言去说任何一句话。
我究竟做了多长的梦？
那我为一个叫许应的人做了多少的梦？
还有我的生活。
还有北京的海。
转眼六月，我答应了母亲要回成都。
考了几场试，见了几个人，我觉得这个夏天没有必要在北京多呆着，就算有些事情还没有答案，我也不打算留下来。
于朗的画室，后来始终都没有找到，许应的画也没有下落可寻。很多事情又回到了最初，就像在大海捞针一样。如果北京是海，可以这么说。
但是，我必须得回去了。
一是母亲在等，二是我真的很想回去。想要回家，我是这样告诉自己的，在我开始觉得许应是所有人的心魔，所有人是许应的心魔之前的一段时间。
那是我第二次从首都机场的三号航站楼出发，纪夏的车差点开错了，他一直在习惯性地往二号航站楼开去。
“你五月不是去过成都么，怎么还会走错？”
“忘了。”
“哦。”
我从窗口往外看北京的盛夏，阳光从云层上下来，没有任何的隐瞒，没有任何的保留，将车与车的影子照得无比清晰。
堵车，尤其是在机场高速上的堵车，真的，很 销 魂。
纪夏不耐烦地拍方向盘。
“能赶上吗？”
“能。”我看了时间，信心十足地说。
“要烟么？”
“不要。”他从包里掏出烟盒，叼了一根出来再点火，动作一气呵成，非常熟练。我叹了口气。
“看不惯？”
“少抽点，别把它当饭吃。”
“……六点了。”
他摇头，非常生硬地转开话题。
我笑了，本以为他能想一个更聪明的方法来。他一定是可以的，只是没有想，他心不在焉。
“你在想什么？”
但反而是他先来问我。
我说，“没什么。”
抽完最后一口烟，他把烟屁股丢向窗外，接着我的话说，“没什么，就是不想说而已。”
“你不也是？”
“没有，我正打算说出来。”
“那就说啊。”
我点头鼓励了一下。
他从裤袋里拿出一串钥匙，看了几眼，想了一会，最后才决定要交给我。有些舍不得的表情浮现在脸上，这很难得，因这个人向来不是皱眉就是冷笑，除此无他。
他晃了一下手，清脆的声音响了起来。
“许应的钥匙。”
“保险箱？”我开玩笑。
“现在谁还用那东西？！”听那语气感觉像要揍我两拳，但他接着说，“他的房子还在，……你也可以再去看看。”
“我以为你卖了。”
我说的是实话，我确实没有想到他会把那套房子留下来。许应没有亲人，也没人知道他把房产证放在了哪儿，但纪夏是可以卖了那套房子的，就算不卖也有权租出去。
没必要留着一个空屋，里面什么人也不会有的空屋子。
“没有。留着。你要是有什么朋友没地儿住，也可以去。”
“这么大方。”
“大方的人是许应。”他又咬了根烟出来，咬着说，“要是我，肯定一把火烧了它。”
“你不会。”
我摇头。
“会。”
他肯定地点头。
“不会。”
“会！”
“不会，因为你舍不得。”我一口气说完，一把抢过钥匙，塞进包里拉好拉链并放心地拍了拍。
“强盗。”
“是你自己先要给的。”我把车窗降下，看着从旁边道上开过的车，非常羡慕地目送它向相反的方向走远。那一边畅通无阻，每一辆车都非常顺利，并且开得非常快。我对着倒车镜里的人说，“……别说烧了，你连卖了它都不敢。”
“那你帮我卖了。”
“不。”我摇头，“我可不想成生意人。”
“卖个房子，哪里又是生意人？”
“我讨厌生意人。”
说完，我回头狠狠瞪了他一眼。
这一句话，已经顺便骂了很多人，我讨厌的那些，我同情的那些，已经死了的，还有赖活着的。很多。
“……艺术不能当饭吃。”他举起烟，学着我说话的样子叹气，“不然你会饿死的。”
“那许应呢？”
我问。
“他有人养着。”
“你么？“
“对，不然他早饿死了。”
说完，他回头看着前面已经开始移动的车队。
只要过了5点这段路就不会堵，而现在已经5点1刻，所有的车都开始扬眉吐气地移动。再过一会儿，整段高速路也畅通无阻。
我注意到纪夏放慢了速度，有些故意地在把时间往后拖。
天色暗下来，我在副驾上看它由蓝转向深蓝，很漂亮的渐变色彩。我想起了不久之前看过的文教片，整个片子除却风景就只有在天上四处迁徙的鸟。非洲的河鸟顺着尼罗河纵跨整个大陆；亚马逊的红鸟沿着河流迁移上百英里；还有中国南飞的北燕，从支流迤逦的山川河滨一直到灌林平原。
所有的翅膀下都是风景，直到北国被极夜吞没，深蓝覆盖住所有的光线，暮色里就连一个生命的影子也没有。同我眼前所见到的北京一样，树枝的影子和天幕的颜色纠结缠绕了起来。
我想起了很多的事情，我走，我回来。我想理性地去想这一段迁徙，但结果就是没有答案。想得太认真了，反而什么也想不透，越来越模糊。
到夜色彻底吞没眼前所有能看见的东西，我才明白那些感性触觉的重要，……在我眼前一片漆黑的时候才会觉得害怕，这个时候仅剩的理性就是一个冰凉的人，一双冰凉的手。没有任何的温暖可言。
“你在看什么？”
我和许应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隔着火车的车窗看着外面。那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连山的影子也没有，我甚至不知道周围是平原，山地，还是渡河。
他说，“不知道。”
他转头，眼神有些茫然。但带笑的嘴角能看出他高兴，能看出他一直在等我开口说话。很像一个舞会里，他站在靠边的墙角，等人去认识他，请他跳舞，让他不是一直处于一个被动的阶段，让他也能融入这个灯火绰绰。
“……我没其他的事可以做。”
他万分寂寞地说了，抱紧双臂看着我。
他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在我看来他的每一个眼神和动作都有含义，都在告诉我一个故事。纵使他本身就是一个故事，一个不同的故事。
在不同人的眼睛里面，看到的都是不同的他。
但又有一个同样的名字，许应。
和他看夜黑的眼神一样。
在机舱里听说成都下雨了。
但让我非常意外，我从机场出来的时候，雨又刚停。我从水坑上过去，经过路面拦了车，谁也没有通知一个人回去。
因为家离机场很近，我自己一人可以回去。
与其说不希望，倒不如说是怕。
我很怕看见母亲和父亲一起站在大厅里面，也很怕坐在车上，一车里三个人，三个人都不说话。
这个时候，我总是很恨自己不是一个多话的人。
我摇下车窗，伸出一只手在成都晚上的凉风里。也许是下雨的关系，不过一会儿手就凉得没有知觉了。但很舒服，有一种让人着迷的舒服。……明知道危险也会那么去做，明知道没有任何好处，但还是欲罢不能。
连开车的师傅也说，“危险啊。”
“……但没有什么车。”
我向后看了看，三环路上只有依稀的车灯，隔了很远。
“哎，说你也不听。”
师傅叹了一口气，从后视镜里面看了看我，两个眼神，我隐约能知道他后面想说什么。但他没有了，因为我收回手，老老实实地坐在椅子上。
我向来不算听话，但也不是不听话。
我记得几年前母亲得了一种病，一种不停做清洁的病，也会不停地让你收拾过来收拾过去，要把一个屋子擦得能反映出影子她才罢手。
我不会听她的，但我也会收拾。我不喜欢被人驱赶着走，但也不爱看那人失望的眼神。我总是中立在这个之间，不发表意见，不立刻做出行动，不同意，也不抗拒。
但是，渐渐地，母亲的病重了。她开始不能睡觉，不能吃饭，她说话变得很大声，动作也很夸张，她已经不再被我认识。变了，在短短几年之间一天比一天陌生。而且顺着这种变化，我也开始转变。不再有脾气，同样也不再有坚持，我会照每一个人的要求去做每一件事，我会不知道明天要做什么，也没有对新事物的好奇心。
我的所有行动都仿佛静止了下来，而母亲却是开始跃动。
“洗个澡，然后美美地睡一觉。”
我吃了饭后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母亲这么说。我有点想笑。
“好。”
我起身向楼上走去，假装眯了眯眼睛。
“现在还早，你可以看一会儿。”母亲在后面补充，大概她也知道我会在楼上开小电视继续看，“不过不许超过1点。”
“是。”
说完，我听见房里的手机声。我噼噼啪啪地跑上去，母亲在身后跟来，抵着浴室的门死活不肯离开。
“什么事？”
她问。
“有人的电话。”
“什么人啊？这么晚了。”
“朋友，可能是我没有给他报平安，就几句，没什么事。”
“这样。”
母亲听了，一脸怀疑地看过来。我笑着把她推出门去，接通手机，小声说，“我到了。”
“你没有给我打电话。”
纪夏的声音很沉，有情绪。
“到了太晚，我以为你睡了。”
“现在还有人10点就会上床么？”
“有啊。”我对着浴室里的镜子点头。
他沉默了一会，淡淡地说，“……随便你怎么想。”
“我……”
我还想说什么，但那边已经没有声音了。我看着手机上显示的通话时间，3分零8秒，非常地短。
其实我和他通话的时间从来就没有长过，也总是他先切断电话留下静音给我。他的性格是如此，做什么事都很快，包括说话都是简单几个字。
例如：不，是，不是，不会，对，就是。
我走过去放开洗澡水。
它从头上淋下来，开始很冷，后来才渐渐变热。我看浴室里面因为地震裂开的一条细缝，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不叫人来补上它。
因为按常理来说，伤是要痊愈了才能忘掉。
可过去的事，过去的人，又总是会无条件地影响现在。然说心魔，却从没有人愿意承认。
所以，这些故事在这些城市里开始疯狂地滋长起来，蔓延到任何一个人可能去到的地方，日复一日，这里，这个城市就再也没有一块空地可以供人去想。
去好好想想眼前的生活，该要何去何从？
我和纪夏其实非常相像。
比如说：我和他是许应最后仅仅认识的人，我和他都是一样在寻找着一样东西，我们找不到，所以着急，所以觉得难受。我们被困在了一个城市里面，走不出来，也不敢逃开。
记得在和平门遇见他的时候。他穿着铁灰色的西装，提着购物袋。他的双眉紧锁，抿上嘴唇，他冷漠，不安，每说的一句话都是防备与试探。他就像我在北京遇见的更多的人一样，在用漠然去缓解自己的害怕，但这根本无法遮掩。他怕不怕？他是否孤单？这些意念在心里越来越强烈的时候，外表就会越发的故作强势。
所以，在成都的我，就像在北京的纪夏。
我们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而心里却在害怕一些东西。
我曾经坐车从城南到城北，直至到终点还不想下去。我不知道下了车要做什么，要去哪里，要有什么目的。我每一天都见到同样的人，走同样的路，然后回家又重复新的一天。
母亲曾说，1970年的时候她去学校要翻两个山头，啃完三个馒头才能到。所以她能很清楚地记得成都的天是在四点以后才开始亮的，就算在白天最长的仲夏也没有早于那个时间；她也能很清楚地记得那时候山路开的什么花，到秋天又有几户人家长了果子树，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多少鲜红的横幅。
因为背景特殊，在那十年她属于被迫害的那一类，早早就被送去上山下乡了。她记得早晨要起来倒屎倒尿，晚上要洗那一家子的衣服，还有寄人篱下的恨意，她恨不得扑过去掐死那一家老老小小。
她说，那个时候真的想过，而且一个也不想放过。
我听到这些事的时候已经高三了。我和她躺在家里的床上，外面淋淋的雨声就像人嘴里说出来的风言风语。
我对整个高中的记忆也就只剩了风言风语。
不像她一样，什么都能记得。
“听说你回来了。”
有人给我发短信，但我并不知道是谁。
“你不记得我了？”
屏幕上的字看起来有些难过。我便胡扯说是手机掉了，以前的号也随着飞了。
“同学啊。我是你以前……”他故意没说完，就是想让我猜。
“飞飞？”
我问他。
“聪明。”
他很快地回了两个字。
我叹了一口气，他从初中开始打电话就是要猜，到高中发短信还是要猜，猜了四五六年了，还记不住他就不是笨而是蠢。
“那最近还好么？”
“挺好的。”
“在成都了？”
“对，在家呢。”
“怎么不出来？”
“天热了，外面烤。”
“出来吧，我请你吃芒果冰。”
看着手机，我笑了，他这一请从初中到现在也没兑现过。总是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事逼得我不得不自己掏钱，一次是被他以前的女朋友逮个正着，我只有自己掏钱来证明这之间的清白；另一次是他自己出门请客不带钱带卡，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他穷得只剩卡了。当然，后来还有几次，但我已经记不清了。
几年下来，我忘的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已经在心里堆成了一座山。
手机响了，我翻开短信看，他说，“这次我一定请。”
我并不是不想去，也不是在意每次掏钱的是谁。事实上，麻烦比破费还要让我觉得害怕。因我见了他会想起许多的事，那些事距离得太遥远了，我不愿再去想，也有些刻意地避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