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时之后,我终于可以下床,走路的时候总感觉自己比之前更跛了一些,好像身体变重了。四处看看,发现家里那面全身镜的下半部分碎成了万花筒状;橱柜空了一半,十几个碟子不翼而飞;那只原本就瘸腿的椅子彻底少了一条腿。我转头看向布彻尔,布彻尔转头看向窗外。我什么也没有说。
正当气氛有点尴尬的时候,门外响起敲门声。布彻尔去开了门,我听见门外一阵压低了声音的交谈。
我问:“布彻尔,外面是谁啊?”下一秒就听见他嘭地摔上门的声音。走回房间的布彻尔脸色很阴沉,路过客厅的时候,被茶几边的那幅画绊了一下。
“我们把它扔了吧,苏伊。”他问。我不觉得他在征求我的意见,后来我没再见过这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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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特拉下葬的日子很快就到了。我强迫布彻尔参与,自己却称病待在家里,不管说得再怎样冠冕堂皇,我的心里也满怀恐惧。那一天像做梦一样过去了,就像当年等在玛蒂尔达的产房外一样。布彻尔回来之后沉默了很久,但第二天就基本恢复正常。
我的眼睛在葬礼后的第三天彻底消肿,身上的伤不算太重,这让我很高兴,然后又开始喝酒。布彻尔总是试图管我,他在家的时候,我只能找个理由出去找点乐子。小镇里只有一家酒吧,我其实根本不喜欢那种八卦的场合,尤其有时候坐在角落会听见别人议论我的事。
这天,我在酒吧同时看到探长和西里安,他们俩坐得很远,在吧台的两端,看来关系的确很一般。探长瞥了我一眼后就移开视线,而我一看见他就感到疼痛。在这个熟人社区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我知道我告不动他,不再被找麻烦已经要谢天谢地了。
犹豫了一下,我坐在西里安旁边,感觉是不是应该和他打个招呼。
“你的伤好得很快,”他说,说话的时候只看着杯子里浮动的冰块,“恭喜。”他笑着,但是看起来兴致缺缺,好像很厌倦。他又像是不认识我了。我睨着西里安的侧脸,发现这个人上下睫毛都很长。他漫不经心地转动着手里杯子,冰块浮动、碰撞,融化,这时我无端地想起他低头看我时的灰色眼睛,还有他吸烟时嘴里缓缓逸出的白雾,像冬天的话语一样很快消失在空气中。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很熟悉,为什么?
他有点像我的妻子,真的。就是那种漫不经心的样子。
我付清账,慢慢走出去,才推开门,就听见身后一阵脚步声;正要回头,一只手轻轻在我肩膀上搭了一下,是西里安。他跟了上来,低声说:“他说不定会找你麻烦,我跟你一起回去吧。”
我不确定拒绝他是不是个好主意。“我走路很慢。”我说。
西里安笑了一下,我发现他笑起来异常温柔。“我并不急着去做什么事。”他说。
和我一路回家的路上,难免要聊聊天,我因此对他讲起了我自己的事。我的妻子去了巴尔的摩;是的,我儿子正在读中学,他已经很高了,跟你差不多。
我走路很慢,但是西里安却比我还要慢很多,我转过头也不能一下子看见他的表情,他好像非常谨慎地有所保留。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有一道视线落在我的腿上,但也可能是我太敏感了。这一轻一重的脚步声总是使我感到羞耻,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所有人都会注意它。
终于到了家,出于礼貌,我问他要不要进屋喝杯咖啡,西里安笑着拒绝了。
“今天有点晚了,苏伊。我家有很好的咖啡豆,也许下次你可以来。”他说。
我不想接话,敷衍道:“哈哈,改天吧。”
“那就这么说定了,找个合适的时候,”他说,“至于欠我一个人情的事,不用太担心。我不是那种收贿的条子。”
他这么说,我反而更不安了。如果欠下的人情不能用金钱来还,那到底什么才是它的价格?
我站在门口,一直看着他走开,消失在远处的夜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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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西里安邀请了我一次,我拒绝了。
那天我收到了邮差送来的讣告,我的父亲死了,在这封信寄来之前已经下葬,葬礼的事宜是陪在他身边的老幺操办的。母亲走后,家里的新生诅咒彻底终结,也不再有孩子夭折。几个大孩子成人后都离开了家里,谁也没想到最小的那个竟然可以和父亲相处得来,也许是因为后来这个男人很快地老了。
信上说,讣告寄去大哥位于芝加哥的住址时无人收件,如果我有大哥的联系方式,希望我将讣告代为转达。大哥和父亲的关系最差,但我觉得他应该得知父亲的死讯,至少还有一点微薄的遗产需要继承,这是他应得的一份。
我花了一段时间,辗转取得了大哥的联系方式,当晚就打电话去通知父亲的死讯。在电话那一头,他哭了起来,我从来没有听见大哥像这样哭过,抽噎的声音像极了狗叫。我尝试着安慰他,不知怎么竟然笑出声来,尽管因为不合时宜而感到强烈的羞耻,笑声却已从门缝里溢出去,流向好几公里外的内河,流进那个我们捞起尸体的晚上。我的鼻尖现在还留着在警局里喝到那杯带有抹布臭味的咖啡的味道,有个人拍拍我的肩膀,低声说:走吧,去看一看她。
不知何时,电话已经挂断了,我还紧紧抓着听筒,眼泪不断落下,在桌上积成小小的一滩。我一直坚信人是独立的,或者说,相互孤立。如果事实并非如此,我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然而有些东西永远地失去了,尽管不是让人怀念的。
我和大哥没有见面,但他不久就给我写了信,信上没有提到那天电话里他的哭或者我莫名的大笑,我们的情绪从来都不重要。他了解到父亲的具体情况,认为我也需要知道。读完信之后,我又一次感到了那种命中注定的荒谬。
在我家,透过卧室的窗户可以看到港口那边的公寓,水手们不住在那里,却经常上那里去。当我上了大学,谈到这件小事的时候,我的那些同学总会揶揄地笑起来。是的,我想也是这样。附近的人都很穷,不是在海上就是在工厂里,很少有小孩儿上学。来来往往的人身上都有一股馊了的气味;偶尔在退潮后,岸上会搁浅尸体,我也曾经去看过一次,那个人一直留在我的印象里,那是在我妈妈失踪前发生的事。
海面从来不会结冰,波浪翻滚起伏,把一切身不由己的死物托上水面。在一个清晨,渔船捞起了我父亲,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掉进海里的,谁在乎呢?当我正式收到折成现金的一沓遗产,我知道这恐怕是我最后一次想起父亲,就像布彻尔终有一天也会忘记我一样。
有一个晚上,我靠在床头,听见楼下的淋浴声,突然感到极度的厌倦。我收拾了能想到的所有东西,把橱柜里那些碗碟都拿出来清洗了一遍,扫去角落白色的虫卵和蛛网,用水泥把前两天新发现的老鼠洞堵上。
睡觉前,我照例和布彻尔说晚安,他却没有回应,而是一直跟到我房间,默不作声地把书桌、床头柜,衣柜都打开再关上,我像个局外人一样冷漠地看着他忙碌地转来转去。布彻尔摸到枕头下面的时候,我来不及阻止,最终他掏出了一瓶安眠药,把药片倒出来一颗一颗数好,当着我的面全部倒进马桶里,按下冲水键。我阻止不了他。
“你有病。”我说。
“除了这样,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
他平静地看着我,握着空瓶子的那只手在发抖。不知道为什么我观察到了这一切却无动于衷,我觉得我肯定是彻底发疯了。我凑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
布彻尔不可置信地看了我一阵,良久,他说:“好。”
第31章
我对布彻尔说:“我要离开一段时间,明天或者后天,一个人。”
“好,”他说,就像我们在谈判时急于稳住对方那样,紧接着又问,“要去多久?……你还会回来吗?”
“我不知道。”我说,声音几不可闻,“我很累,没法在乎你的心情了。”
说这话的时候,我并没有显示出非常疲惫的样子,憔悴得很平常。一个人能承受的和能表现出来的总是有限,也可能我根本没有因为什么事变得更糟,只是从一开始就想要结束,这种恳切让人持续维持在一种厌倦的状态,没有希望也不绝望。
他沉默了很久,转开视线,看向窗外:“很高兴你能坦诚地说出这样的话,爸爸。”不,他听上去一点也不高兴。
我们没有再把这个话题继续下去。布彻尔搬来枕头,和我睡在一起。“如果你再也不会回来……”他说。他没有说完这句话,假装自己睡着了,我听见他有时像是骤然想起什么尴尬的事情似的急促呼吸声。我想如果我现在抱抱他,说一些安抚的话,我们两人都会好过得多,但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不知道有什么必要做出哪怕一丁点的努力。
“我希望一觉起来你就改主意了。你会吗,苏伊?”
临睡前,我听到有人这样说。我现在知道他不是我的假想朋友,我现在一个朋友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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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一觉睡到中午,茫然地坐在床边思考人生。昨天那么迫切地想要离开这里,仔细一琢磨却好像没什么地方可去。我所有的不动产也不过就是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和环线里那间小药店,存款只允许我在出国旅游和供布彻尔上学之间二选一。我已经算是最不负责的家长,要考虑的事情却还是有这么多,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为自己生活过,如果我现在还能算是有生活的话。
话说回来,我真的非要离开不可吗?
我甚至不愿细想,驱使我起床换衣服的不过是担心被布彻尔暗地里嘲笑的自尊心,这事实太浅显也太伤人了。
我努力想象自己正要出门游玩,洗漱的时候仔细地刮了胡子。因为太久没有好好打理自己,我变得手忙脚乱,从浴室里出来,浑身都是松针须后水的味道,但意外地感觉不错。须后水和伤口带来的这种轻微刺痛感让我感觉活着。
走出门站在正午的阳光下让我莫名有些畏惧。我在镇子里漫无目的地走着,心烦意乱,不知道要往何处去。我最近刻意地回忆以前的事,来温习对布彻尔的爱。原来有那么多个被我忽视的细节指向现在这种局面,只是当时我完全没有察觉。我明明从很早的时候就发现了,布彻尔是那种各方面都有点古怪的小孩,我和他生活在一起,对很多信号视而不见。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当然是我对一切事物的漠视,但同时,在潜意识里,我总觉得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可能改变我们两人的关系。血缘的纽带牢不可破,超然于一切准则之上,就比如我总是轻易原谅他的所作所为;当他杀了人,我会帮他处理尸体。
我一直以为我是如此盲目地爱着他,布彻尔·赛德斯,继承我父亲姓氏的人,我唯一的孩子。但直到最近,疑虑在越来越多个瞬间的间隙之间生长,我有一天突然意识到事情和我所相信的不太一样。失去玛蒂尔达以后,布彻尔成为了我唯一拥有的确凿无误属于我的东西,我不能承受失去他的代价,真的,所谓的爱也不过就是这样。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他了。
我去了一趟墓地,高耸的铁栅栏门没有上锁,在墓园入口处,木头盖的简陋小屋子里,守墓人正在躺椅上瞌睡,我没有叫醒他。走过无数块墓碑,我终于看见了我想找的那个十字,隆起的坟茔和崭新洁净的墓碑,看起来还没有鸟兽在这里停留过。我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坐下来,背靠着冰冷的墓碑,闭上眼睛,好像有另一个人就坐在我旁边,但我一点也不觉得害怕;我在家从窗户看着花园的时候反而更容易忽然心悸。佩特拉,我问,这一切都能结束吗?谁也没有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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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墓地走出来之后,心情变得很压抑,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散步的路上,经过餐馆,远远闻到里面潮湿餐桌布的气味,开始感觉饿了。
“噢,赛德斯先生。”有谁叫我。转过头,原来是苏珊老师。
“你怎么没在学校里?”我问。
“受不了食堂了,”她说,“如果您不介意,一起吃个饭吧。我不想太靠窗,这里怎么样?”
她给了我一道选择题,比起窗边,靠墙的位置确实更有安全感一些,于是我说这很好。选好了位置也就意味着我们得一起吃饭,但我今天可能不太想和人相处,太糟糕了。菜单上的食物也变得索然无味。
“烤鱼土豆泥,”我说,“喝点什么?”
“柠檬水,”她说,合上菜单递给侍者,“就这些,谢谢。白天喝酒对身体不好,我姑妈在德怀特的戒酒疗养院做护士,回来给我讲了太多酒鬼的例子。”她说这话的时候转头看向我,并没有针对的意思,语气很诚恳,我却变得更局促了。
对于一个嗜酒的人来说,德怀特这个地名因为戒酒疗养院沾染上了痛苦的气息。你有病,你是一个垃圾,没人会尊重你和你的隐私——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心里这么想着,我什么也没说。苏珊真是个老师,在她面前我总感觉犯了错,说什么都缺乏底气。
上菜之前的沉默很难捱。我随便扯了一点话,问她学校的事,她顺着话题说了一些事情,频繁地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又放下来,不定时地重复这个动作,仿佛也很不自在。我听着,心不在焉,在桌子底下抠我的指甲,犹豫了很久,终于忍不住问:“对不起,你在看我吗?”问完我突然回过神来,开始有点后悔,还好这时刚好上菜,打断了这个不合时宜的直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