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清听完，笑了笑。
我不禁懊恼起自己的笨拙，我在他面前总是如此笨拙。
一笑之后的子清并没有说话，却慢慢垂下了眼，若有所思。
那沉默令我紧张。
好在，沉默的时间并不长，当他再抬起头来时，脸上的表情已变得轻松了许多，“行，救命恩人最大，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
这一次，轮到我沉默。
原本我想要讲的那些话，诸如不要难过你有我们，她离开也是种解脱，在天上她也会希望你好好活着之类云云，似乎都变得多余。子清他并不需要那些安慰，他把自己伪装得那样好，那些他正面临的伤痛连提也不在我面前提起，他那么轻松地看着我，就站在我的面前，我却忽然觉得我们之间隔了好远。
我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子清也不再多说，拿起饭盒转身走出了病房。
……
初冬时，我出院了。
几个月的病榻生活令我好像和整个社会脱了节，尽管大街上仍是标语漫天，每个人仍旧语录不离手，但我却觉得以前那些砸四旧、搞内斗、选队站的日子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而更近一些的在蜀中的奇遇则更是如隔几世。
S城和蜀中是两个世界。
S城的革命温柔太多，没有全城皆兵的严峻，没有剑拔弩张的对峙，更没有轻而易得的枪炮，冬天的S城，似乎连革命热情都开始冬眠。而我，经历蜀中那场闹剧似的生死机关，早已对“革命”再无幻想。
我变成了彻底的“逍遥派”，再不夹杂在保皇与反到底之间你来我往，以大伤初愈为由拒绝参加一切活动，成日里只窝在家翻翻借来的苏联小说。
当然，我能这么硬气也是因为子清，经过蜀中的“出生入死”已经没有人再有口实对他进行攻击，又或者是因为他的父母俱已不在，姐姐也不知去向，对这样一个不幸少年，人们心里尚存一息仍未泯灭的良知吧。
日子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着，学校既未复课，工厂也不再招工，我们这些无所事事的学生变成了家里的米虫。
然后，好像是某个早晨打开收音机，一条最高指示就那么忽然铺天盖地地朝我们每个人袭来，广播里的女播音员将声调都提高了八度：“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下乡去，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一夕之间，这指示敲锣打鼓遍地开花，一个个上山下乡办公室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学校的，街道的，每个家里有学生子女的父母都被要求听课听劝响应指示。
记得父亲被叫去上课时是大半夜，他刚刚脱下厚重的工装棉袄准备睡下，街办的人就把门敲得山响。回来后，他和母亲愁了好几天，怕我这个他们最看重的小儿子要被送下乡。毕竟，我们才刚刚从乡下上来。
又一次听课回来，父亲把我和子清叫到了身边。
“他们说如果要去，我们S城的只有几个地方选，最北的黑龙江北大荒，最南的靠近缅甸的苗疆，最西的西北大旱滩，还有就是新疆……每家每户在读书的学生仔都得去，或者插队，或者跟着兵团，”父亲说着，顿了顿，看向我和子清，“家庭出身不好的，没的选。”
“那子清要去哪里？”我急问。
“应该是大西北。”爸爸皱着眉，眉头的川字纹从未如此深过。
我心里一沉，脑子里即刻想到幅遍地风沙的凄惶画面，子清是有哮喘的，怎么可以去那里。
“不去会怎么样？”我再次迫不及待地发问。
“不去，注销户口，扣下粮本、布票……”
“那是不给人活路啊！”一旁的母亲听了，不由声音颤抖起来。
“可你没法和他们斗啊，老王家里只有一个孩子，今年才刚初三，前几天偷偷送到郊区亲戚家，想躲过这阵子再回来，结果今天他们把孩子和老王都抓到厂办了，上课的时候点名批评，说是要开除老王。”父亲摇了摇头，一脸愁容。
“那我们四宝，他的伤才刚好，也要去？”妈妈瘫坐下来，“没的一点通融吗？”
“他们说了，除非是残疾，否则，初中以上的都得走，不走，就是反)党)反)革命……”
“我去不去没关系，可子清身体这样不好，在南方都得小心翼翼，到西北去干农活怎么吃的消！”我忍不住大声道，这是什么世道，怎么可以不顾人死活，就这么要风要雨。
父母看向我，却都沉默了。
“我没有那么脆弱，哪里就成了吊着口气要别人养着的人了，”这时，子清终于开了口，“其实，我很想去。”
我不禁瞪着他，看他一脸诚恳地对着我的父母说话，心里又是一阵沮丧。
“这么久以来，叔叔阿姨对我视如己出，我却一直是这个家里吃闲饭的人。以前我还想过，等毕了业就去工厂做工，赚了钱可以报答你们，但现在看来，好像是自己过于理想化了。能去乡下自食其力，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反正我也是一个人。不要说现在是必须去，就算让我顶替劲松哥去，我也决不会有二话。”
“砰！——”我一下站了起来，带翻了脚边的方凳，怒视着说话的人，却不知该如何开口驳斥他。
“子清……是我们对不起你，没有办法把你留在城里。你还说这样的话，这不是让我和你阿姨更难受吗？”父亲侧过脸，叹了口气。
母亲背过身去，用手抹了抹脸，再没有开口。
子清直直地站在那里，胸口重重起伏着，许久才低下头来，轻不可闻地说了句，“对不起。”
一时间，整个房间里充满了压抑的沉默。母亲一直背着身默默流泪，父亲破天荒地在子清面前也抽起了烟斗，而子清，保持着那挺直的姿势站了许久许久。
终于，我受不了那沉闷，鼓起勇气做下了决定，“我也去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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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当我在学校上山下乡办公室的报名册上，郑重写下自己的志愿时，他们立即将我树立成了思想进步的典型。因为，作为红五类子女，没有人选择去条件最艰苦的大西北。
去新疆的，大多仍存着对兵团的幻想；去北大荒的，尚有着渐渐被鼓动起来的屯垦的斗志；去苗疆的，开始幻想也许那是个风景旖旎的地方。唯有去大西北，因最开始就规定了是出身不好的少数人的去处，使大家再不对那里抱有希望，避而远之。
尽管事后证明，所有对那些遥远地方的想象，都只是末路之下的幻想，南或北，边疆或荒滩，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十一月，“分配”大会在学校大礼堂举行。我们，和当初入学时一样，又被齐齐召集到了大礼堂，全校从初一到高三近两千名学生，像是一群虔诚的信徒，胸前别着领袖的头像徽章，手中握着早已翻得卷边的红色语录，等待着太晚或太早来临的“毕业”。
台上，革委会的领导在激昂地念着最高指示，反复强调着以“血统”为基础的四个面向，每到他认为的高)潮时，便故意停一停，留给大家奋力拍掌的时间。
当大家的“激动”都快耗尽时，终于迎来了“分配”名单。先是北边的，再是南边的，最后是西边，名字后面跟的是插队地点，被点到人都需要站起来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一时间，礼堂里的呼声此起彼伏，每个人都不敢怠慢，似乎声音小了些，也会被怀疑到热诚与忠心。
我无意去听其他人的去向，悬着的那颗心终于在听到我和子清的名字连在一起时落了地。看来，他们还是足够民主的，至少尊重了我这样一个先进分子的革命志愿。
出发的日子很快到来，十二月二十七日，一个清冷的冬日早晨，我们被聚集到了火车站北广场。家里的亲人们都来了，父母，大哥二哥，三姐，甚至在乡下的奶奶也赶到了车站。只是，在与他们话别前，我们需要先列队宣誓，表决心。
那天的北广场真的是人山人海，仿佛全S城的父母孩子都拥在了这里，而事实上，我们只是当年的第一批。列车停靠在了站台边，绿皮车身上一行赤红大字鲜艳夺目，“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列车的另一边，不知是哪个学校的学生摆了张台子，十几个人站在台子的一边，当中的女生咬破了手指，神色坚定地在台上白布上写了一行血书——“一切为着毛_主席”。台子的另一边，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人在为他们照相。
我们学校的聚集地在广场东厢，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领誓的老师斗志昂扬，激情万千，带着我们全体高喊“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我默默扭头看向身边的子清，他的声音很平静，就如同从他口中呼出的白气，慢慢升腾，扩散，然后消失不见。
“冷吗？”我问他。
他穿了件暗蓝色的棉袄，是临行我妈帮他赶制的，子清有些过意不去，因为那年代布票有限，给他做了就没我的份，所以他很是僵持了阵子，最终还是拗不过我妈的坚持。
“不冷，那边会更冷吧。”他看向我，停了口中的“誓言”，对我微微笑了笑。
宣誓完后，离列车开动尚有段时间，我们被允许和亲人们话别。一时间，车站变得鼎沸起来。
好不容易找到了父母，我拉着子清避过拥挤的人群终于挤了过去。
“四宝！过去那边千万要当心啊，不要受冻，干活要勤快些，但也要休息好！”奶奶一把拉住我的手，叮嘱着这两天我已经听妈妈说了无数次的话。
“子清啊，你也是，那里风沙大，天又冷，不比南方，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妈妈帮子清正了正他胸前的主席像，说着说着就红了眼睛。
“是啊，子清少爷，我们家四宝跟你在一块儿，有什么重活就让他干，他身体比你结实，年纪也比你大，”奶奶也用另一只手去拉子清，把我们拉得更近了些，“如果你爹在，一定不会让你去吃这种苦……”
“奶奶，您快别说了，这不是去吃苦，是响应主席号召，是件光荣的事！”二哥连忙阻止住了老人家。
子清只是低头应着，看着我们被奶奶握在一起的手。
“四宝，要照顾好子清啊！”三姐不住地在用手帕擦眼泪，已经哭得不成样子。
爸爸和大哥把我们俩的行李递了过来，我的是妈妈陪嫁的一个黄色松木箱子，而子清的，还是他到我们家时带着的那只。
这时，妈妈突然从她的口袋里拿出了个红色小袋塞进了子清的手里。
“这个东西，是你妈妈那次来我们家时给我们的，她拖我们照顾你，说是要拿这东西做个纪念，我们实在是不好意思拿着，这么长时间来，也没真的把你照顾好，现在，还让你去那么远的地方……这个东西原本就是想在你上大学或结婚的时候拿出来给你的，现在还是先给你吧，好歹，它是你妈妈的东西，留在身边做个念想，遇到什么难事都要坚强些，想想你的亲人，大家都是希望你好的……”妈妈说着，泣不成声。
子清接过东西，脸垂得已经看不见表情。他抖着手去打开那红色袋子，从里面拉出了个红线绑的坠子，竟是颗绿玉制的葫芦，盈盈地躺在掌中，离人眼里落下的泪珠一般。子清将它紧紧握在掌中，依然没有抬头。
“你们两个，都要好好的，要吃得苦，耐得劳，要做真正的男人，知道吗？”一直没有开口的父亲终于也说了话。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这时，广播里发出了列车将要启动的播报。一时间，整个车站更加喧闹起来，事实上，那并不是喧闹，而是痛哭声，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哭。
我被那气氛熏得睁不开眼睛，忽然很想赶快离开，赶快结束这样的告别。
我提起箱子，扭头要朝火车上走。只是，才走两步，身体就被人一把抱住，“四宝，你们千万要好好的！”
抱住我的人是三姐，她的眼睛已经肿了，穿着蓝色工装棉袄的身体紧紧拥着我，隔了厚厚的衣服仍能感觉到她的颤抖。被她这一抱，我忽然难过得不能自抑起来。平日里，我和三姐的感情最深，从小在乡下，以及后来到城里，都是我们相处的时间最多，几个兄姐里，也是她对我最好，想到以后都不能吃到她做的饭菜，看不到她帮我借的苏联小说，不能再一起斗嘴，打趣她不知找个什么样的男人……我的眼泪终于也没忍住流了出来。
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我只是紧紧地回抱了三姐。目光扫到身后的子清时，他死死地咬着唇，眼里是浓重的悲哀。我不忍再看，相比于他，至少我还有这样的不舍。
终于，我们上了车，跟着车里的人一起朝月台上的亲人们挥舞着手中贴身带着的红本本，一阵汽笛轰鸣中，感觉自己随着车身的震动缓缓前行。
离开的感觉终于在此刻真实起来。
我忽然觉得很恐惧，因为不知道将要去向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在那里会遇见什么人发生什么事，还有，更重要的，不知道何时才能与亲人们再见。
月台上的人越来越远，我渐渐找不到自己的家人，列车越来越快，越来越平稳，直至最终开出了站台。每个人红着眼睛恋恋不舍地收回了探出去的身子坐回了原位，车厢里忽然安静得出奇。
“劲松哥，谢谢你。”很久，我听见身边的子清对我说。
我抬起头看向坐在身边的他，他的脸映着从车窗外射进的阳光显得格外明亮，美好的五官清晰夺目，看向我的眼睛似一汪深潭，令我觉得自己好像全身都沉了进去。
列车一路向北，未来那么渺茫，我却忽然不再害怕……
第三十章
火车在路上跑了几天几夜，时间长到我们都快忘记时间时，终于在一个深夜停靠了下来，我和子清连同另几节车厢里的人，被喊醒下了车。那是个简陋的车站，站台边的墙壁斑驳，路灯昏暗，我甚至看不清站名，仅有的两条铁轨已经被我们的车占去了一根。
来接我们的几个人睡眼惺忪，都穿着土黄棉袄，戴着有一圈毛边加护耳的厚棉帽，他们那浓重的陕北腔令大家几乎立刻意识到，我们现在真的是远离家乡了。
在他们的带路下，我们提着行李沿着铁轨摸黑走了几十里路才来到公路的入口，那里停了三辆军用卡车。我们被点着名装进了不同的车里。有人大概是从前便认识，或是因火车上的相处而变得熟识，被叫上不同的车时，还拉着手不愿上去，最后终是被来人扯开推着上了车。
我庆幸，自己的名字始终是和子清连在一起的。把他拉上车时，借着车灯光我看见他的两颊被冻得通红，穿着厚重棉袄的身体仍是那样轻飘飘的。
“围领要遮住耳朵，这样会暖和很多。”我帮他把围巾重新绕了绕，让他的整张脸只剩了眼睛和鼻子在外面，心里想着，什么时候也得去弄顶像当地人那样的帽子来戴戴。
“你自己的耳朵也在外面呢。”子清抬起眼睛，看着我说，一边已经用手帮我把我的围巾也拉了起来。
其实我并不想把自己遮得这么严实，包头包颈的，弄的跟女人似的，但刚刚才做了个样子给子清看，这时便不好意思不听话了。
两个人露着一点小脸互相笑着时，车下突然跳上来个人，一手拍了我们俩人一下肩。
“嘿，狭路相逢啊！”
那声音熟悉得我没看人就喊了出来，“许良！？”
来人果然正是许良，这令我惊讶不已。事实上，从蜀中回来后，我就一直没有再见到他，后来因为养伤还有随即而来的下放，使我根本没有心情再想到这位也算是我救命恩人的人。
